此书认为，文化是“生活的样法”，而生活是“事的相续”，“事的相续”又是“意欲”活动的结果，由于意欲的不同，产生了人生三大问题，即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宇宙间的因果法则。与这种问题相适应，便形成了人类的三大文化路向，即“向前面要求”、“调和持中”和“反身向后去要求”，这三大文化路向的代表分别是西方、中国和印度，它们之间的一切差异就在所走文化路向的不同。书中依据中国的陆王心学和西方的柏格森生命哲学，对孔子哲学进行了新的诠释，建立起中西合璧的“新孔学”。梁漱溟既反对“全盘西化”，在理论上也不赞成中西文化的互补调和，而主张“对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同时，“批评地把中国原事态度重新拿出来”。他通过对西方社会经济、思想、学术之“变迁”的考察，得出“世界未来的文化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的结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一年之内就连续再版了5次，盛况空前。梁漱溟本人也因此成了现代中国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新儒学的开启者。

1924年秋，为了实践自己对教育问题的“新认识”、“新设想”，梁漱溟辞去了北大教席，应王鸿一先生的邀请前往山东担任曹州六中校长，并负责筹办拟议中的曲阜大学。犹如北京大学是中国新式教育的中心一样，拟议中的曲阜大学将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中心。梁漱溟来到曹州，虽时值秋天，但秋老虎的炎热一点未退，于是他就在一棵槐树下为同学上课，有时就脱掉长衫，光起了脊梁，那时六中的学生看到这样的大学者如此的平易，都围绕着梁漱溟，问这问那。但梁漱溟在山东没有呆多长时间，1925年春，他就辞去了曹州六中校长的职务，回到北京。先居清华园，编刻他父亲的遗文《桂林梁先生遗书》，后移居什刹海，与追随他来北京的十几个曹州六中学生同住共读，从事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