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危机重创的发达国家需要对其劳动力市场、社会福利体系和金融机构进行结构性改革，以重获竞争力和经济增长的动力。当一国产能过剩巨大、失业率居高不下时，结构性改革一般不被看好，而且在政治上也不可行。此时的出路不是采用传统的货币与财政政策，而是由发达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协调推动全球生产率上升的、打破瓶颈的基础设施项目，以产生的足够需求以吸收过剩的产能，并为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2009年2月，我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演讲时称之为“超越凯恩斯主义”。[1]如果没有这样的基础设施建设,发达国家的疲弱经济增长——被称为“新常态”——将会持续下去。当面临产能过剩的时候,“廉价资金”将不会刺激私人需求。[2]相反,廉价信贷将会鼓励投机性、逐利性的风险投资，使得一些资产价格激增,特别是在新兴市场通过套利交易和其他短期资本流动的形式。鉴于许多国家实体经济的低盈利能力,这种价格上涨可能不会一直持续。如果不断上升的债务挑战能够得到解决，那么财政政策将会更有作为。[3]如果政府和私营企业的领导者能够甄别目前制约增长的关键领域并进行投资,那么当前的支出不仅会在短期内起到刺激需求和就业的效应，而且可能为经济持续、强劲增长的光明未来铺平道路。这将有助于克服由财政政策刺激未能提高生产率而产生的持续性债务问题。[4]

全球危机爆发时,世界银行在行长鲍勃?佐利克的领导下,迅速形成了一个三足鼎立的危机应对方案来帮助其成员国：加强社会安全网以避免对易受影响国家的长期不利影响；支持中小企业以创造就业机会；以及投资于打破瓶颈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作为反周期的干预措施。无论全球经济如何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保持经济的动态增长都是极其重要的。增长和就业是在当前维持社会稳定、减少贫困以及在未来实现它们发展愿望的关键所在。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实现持续的增长,这也将有利于全球持续复苏。那么如何实现持续增长呢？全球危机为发展经济学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反思各种经济学要义与政策。

[1] 以此演讲为基础发表的文章名为“Beyond Keynesianism: the Necessity of a Globally Coordinated Solution” (Lin，2009)。

[2] 奥利弗?布兰查德正确地指出，利率并不是一个处理过度杠杆、过度承担风险或明显偏离基本面的资产价格的有力工具。他还指出：“这场危机表明，利率实际上可以接近于零，这时它成为限制货币政策的严重制约因素，在困难时期运用起来束手束脚。……到了货币政策（包括信贷和量化宽松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达到极限时，政策制定者们别无选择，只能依赖于财政政策。” (Clift，2010；Blanchard, Dell’Ariccia, and Mauro，2010)

[3] 在很多国家“临时的”财政刺激方案需要谨慎使用，因为它无法避免大多数发达经济体最终需要进行的艰难调整(反思预算优先级以及分配制度,实施公共支出控制,进行权益改革,实施新的创收策略)。

[4] 见Lin and Doemeland(2012)对李嘉图等价和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必要性的一个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