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喜剧演员斯派克·米利甘曾经说过：“金钱买不来幸福，但它可以给你一种更快乐的痛苦。”他的黑色幽默也许为第一代经济增长研究人员所分享，他们强调资本的核心作用。他们的模型以新古典生产函数为主要特征，这一函数要求规模报酬不变，边际收益递减，以及投入要素之间的替代弹性。为了提供一个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他们采取了储蓄率不变的假设。这是一个粗略的假设，但在模型构建上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因为它明确地表明了一般均衡理论可以令人信服地应用于现实世界的问题。这些模型中的一个重要预测是条件收敛，这一预测以资本收益递减的假设为前提——穷国每个工人的平均资本更少（相对于其长期或稳态工人平均资本水平），所以穷国可以增长得更快。[1]

这一增长研究流派的主要优点在于把技术（除了资本和劳动）明确引入了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之中。但是当时研究工具的局限导致这一方法有一个主要的缺点：技术被看做外生给定的公共产品。模型的主要预言是，由于资本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因此，如果不存在持续的技术进步，那么人均产出的增长将会停滞。尽管这一假设能够使模型保持“条件收敛”这一关键预言，但也显得有点怪异：技术，作为长期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却外生于整个增长模型。[2]

英国剑桥学派的研究人员认为自己不同于早期的经济增长研究者。由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罗伊·哈罗德（Roy Harrod）、米哈尔·卡莱茨基（Michal Kalecki）、理查德·卡恩（Richard Kahn）、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等领衔，他们为垄断竞争革命的提出奠定了基础。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的传统理论相反，他们的工作表明增长分析的一个核心特点是，认识到绝大多数行业既不是完全竞争的，也非完全垄断。他们还质疑在增长模型中资本可以测量和加总的观点，而这一观点正是罗伯特·索洛和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等传统的新古典主义学者的核心观点。尽管英国剑桥学派的学说起初极具争议性，甚至被认为是左派观点或是意识形态推动的，但是他们对经济增长学说演变的贡献，随后也为主流经济学所认可（Robinson, 1933, 1956; Solow, 1998）。

[1] 条件收敛是索洛-斯旺模型的一个主要特点。之所以是“有条件的”，是因为在这一模型中，人均资本和人均产出的稳态水平决定于各国的以下特点：储蓄率、人口增长率和生产函数的位置。最近的许多实证研究表明，许多其他因国而异的变量也应被考虑进来，比如政府政策和初始人力资本存量。

[2] Cass（1965）和Koopmans（1965）版本的新古典模型建立在Ramsey对消费最优化分析的基础上，试图研究储蓄率的内生决定问题。尽管这些研究有助于得到条件收敛，但依然没有解决经济增长决定于外生技术进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