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不同背景的研究者在多篇有着相似理论基础的文章中坚定认为，低收入小国面临的问题其本质从根本上不同于那些工业化大国。由此，他们试图在更广泛的结构主义知性伦理中为经济学定位，拒绝社会理论中的简化和还原方法。通过研究塑造人类选择的约束（而不是选择本身），他们确定了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迟缓的三个相互关联的结构特点：尽管发展中国家与发达经济体的工资存在很大差距，但在世界舞台上它们不可能相互竞争；发达国家倾向于建立贸易壁垒来保护自己的市场，限制低收入国家出口；发展中国家生产活动对于进口资本设备的依赖。

正如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所说的至少有“看黑鸟的十三种方式”，早期的经济学中的结构主义也有很多种研究方法。一些评论家认为，史蒂文斯这首诗的结构不仅是要呈现一种独特的文艺美学，还要对读者对不同主题的思考方式提出质疑。通过在13节诗中反复使用象征性的黑鸟，诗人引导我们进行自我追问。同样，经济学的结构主义不仅是要用明确的理论阐述如何理解穷国，还为挑战有关这一问题的传统思想提供启迪。事实上，并没有一种全面的综述可以公正地评价包罗万象的“结构主义”经济思想。因此，下面的几段话只是让读者一览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并从中得出一些共同的主题。

经济结构主义最终成为一个几代具有不同意识形态倾向的研究者和思想家分析的广泛主题。他们试图系统地研究在二战后的特定历史和理论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各种问题。他们的著作产生的背景是凯恩斯主义干预经济学说的兴起，苏联国家计划的经验（当时似乎取得了丰硕成果），许多前殖民地国家的政治独立，以及新的民族主义政府渴望以建设现代化的新国家来证明自己的能力。

由罗森斯坦·罗丹的作品所带动的学术传统发展为三个相互重叠的阶段 (Dutt and Ros, 2003)。尽管存在分歧，这些第一代的结构主义经济学家（在这本书中也被称为“旧结构主义”）认为：正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市场中的结构刚性和协调失灵，现代先进工业无法自动发展起来。这一市场失灵的主题就成为二战后出现的“发展经济学”的核心。[1] 它认为，由于市场包含内在不可克服的缺陷，政府必须在加速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强有力的辅助作用。当时许多发展经济学家都支持政府通过推动工业化进程、直接配置资源进行投资、为抢占“制高点”而在大的现代化工业部门建立公有制企业等方式来克服市场失灵。

[1] 发展经济学这一新领域被视为覆盖了“传统经济学”并不适用的欠发达国家（Hirschman，1982）。早期贸易和发展理论以及政策处方是基于有关发展中国家的一些被广泛接受的的特征事实（Krueger，1997）。这些事实包括：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结构极大地面向初级商品的生产；如果发展中国家采取自由贸易政策，比较优势将永远停留在初级商品生产上；全球市场对初级商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很低；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但在早期发展阶段，资本积累可能要依靠资本品的进口来实现。基于这些特征事实和前提，自然得出：增长的关键是实施工业化，工业化应主要包括进口制成品的国内替代生产（Chenery，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