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描述所证明的，不是身体理论对于记忆理论（或脑理论）的绝对优先性，而是我们的身体对于我们的自我同一性的重要性。在传统的人格同一性概念中，总是有某种东西丧失掉了。此外，现在回到施万达这个例子，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如下说法并非完全荒诞不经：施万达确实是你，而她因受蛊惑而认为自己是万达。换言之，任何人想要消除这种可能性，就必须也要消除如下可能性：遭受这种折磨的那个人确实是你，而你因受蛊惑而认为自己是罗纳德·里根。

我们倾向于通过我们的思想、信念、意愿和情感来确定我们自己，并认为自己与这些思想、信念、意愿和情感是一体的，尽管确实如此，但是我们关于身体理论的论述应提醒我们注意，我们有理由认为我们的身体对于确定我们是谁至少有那么一点重要。有些哲学家会认为，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之所是，而自我同一性就是身体的同一性。

通过考量这些公认稀奇的问题情形，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缺乏一个自我同一性的概念，因而无法对我们是否在时间中持存进行预测。这可能让我们觉得，我们的自我同一性概念并非一个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概念，事实上，我们的概念是一个程度性的概念。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再是谈论同一性本身，它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概念，而是在谈论某种别的心理关联和身体关联。不过，我们现在清楚，第一，“谁应该给施万达付医疗费？”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取决于我们倾向于认可何种人格同一性理论，第二，这个答案并非如我们意欲的那样清楚明白、毫无争议。

4.2　存在主义：自我同一性与选择的责任

多重自我或无我的观念，为西方引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替代概念，而西方概念，本质上是犹太-基督教的概念。这种西方概念除了关注在天堂或地狱的生存之外，主要关注奋斗和雄心，地位和未来计划，“成就自我”。存在主义就是这一概念的一种形式。美国梦与新教和资本主义伦理是这一概念的另一种形式。但是，从无我概念引出了一幅迥然不同的画面--对事物之所是无条件地加以接受，而不奋力改变它们，其中包括对诸如“地位”和“成就自我”这些概念的拒斥。

我们不应再一次把这种对传统西方自我概念的拒斥，混同于对自我同一性这个哲学问题的拒斥。“我是谁？”这个问题，对于西方哲学家和神秘主义者同样重要。只是，神秘主义者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极其不同。其中一种回答比另一种回答更“正确”这种说法有意义吗？这也是自我同一性问题的一部分。必定存在着一个对于所有人都“正确”的答案吗？这样一个答案毫无必要，甚至也不是可欲的。自我同一性问题，无论是在每一个具体情形中，还是作为一个一般问题，都是一个决断问题，即决定在诸多可能的特征（而非必要的特征）中选择何种特征作为自己的自我同一性的标准，而且，这一选择并不只是哲学家们要做的选择，而是每一个人在他或她的一生中的某个时候或某些时候要做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