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这个帝国很官僚

作为1850年以来，诸多社会变革的创始者，毋庸置疑，李鸿章理应被看作19世纪的一位创造者。不过，诚如赫伯特·斯宾塞（ Herbert Spencer ）在“伟人”历史观的评论中所说：“务必把伟人和诞生了他的社会环境共同视为先前历史的产物。伟人也隶属于整代人，他与同代人一样，均是多个时代各种力量聚合的产物。”

为了客观地看待这位中国近代史上大人物的功和过，我们不妨仔细考察其所处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并以此来研究他的发迹。

因此，我们十分有必要，在谈论李鸿章一生及其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之前，简要回顾一下李鸿章初入官场时的中国形势，尤其关注欧洲物质文明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

李鸿章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而声名大噪，从而为自己的军事事业打下坚实基础。也正是此时，西方军队和商人的持续入侵，使得中国结束了封闭的状态，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对于天性反感改革的民族，势必很难适应这个过程，并且会给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带来很大危险。在同时代人中，差不多只有李鸿章意识到必须效法日本，从根本上革除旧有的教育和政治体制，才能抵制外来的入侵。中国政府认同的治国之道，千百年来在自给自足经济下行之有效。目的就在于维护道德力量和既有文明的持久不变。李鸿章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很早就看到了一个事实：西方的蒸汽机和军事科学必将迅速代替中国的古老传统，将其丢进历史的垃圾场。尽管李鸿章意识到了，并且积极地引导自己的同胞认识这一真理，但是不论从中国人的天性，还是李鸿章自身的一些官僚特征而言，都注定了他的失败。不可否认，李鸿章自身的政治野心以及对金钱的迷恋，使得他的工作效用受到了损害。就连他最具进步意义的追求，也被固有的偏见破坏了。

不过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简单回顾一下李鸿章初登政治舞台时的社会环境。

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并获得重要进展，李鸿章正是由于这个机缘，靠镇压有功首次获得慈禧太后的嘉奖和同僚们的钦佩。此时，李鸿章刚刚28岁左右，以优异的成绩通过殿试，进入翰林院学习。历时13年、波及9个省的太平天国运动，跟中国历史上其他反复循环发生的大动乱一样，沉重打击了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正如笔者在另一本书中所说：

回顾一下中国自唐末以来的历史（ 或者概括地说，从诺曼底人将英格兰征服以来 ），我们就会发现历史总是循环往复地发生：复制那些“天命已尽”王朝的垮台，复制其循环交替与休养生息。在一个灌输消极抵抗原理和把不顾一切繁衍后代当成宗教责任的社会里，这一切都是有据可查的。这里的经济压力显然要比欧洲历史上任何一次都严重得多。而且缓解经济压力的方式，便是以广大地区的人口消亡为代价。现在还健在的人的记忆就是最好的证明：因为太平天国运动和西北反清运动造成了多个省份的人烟稀少，只好从邻省移民。不过接下来他们又将再次面对饥荒这个可怕的幽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