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年，W. F. 迈耶斯先生在他的著作中，曾就自己所观察到的中国政府的情况进行如下表述：

遍布全国的官僚制度是中国政府统治的基础，而构成这个官僚制度的成员是通过国家的教育系统培育出来的，早在几百年前已经被中国反复解释过的那些至理名言是这些官员进行培育的手段。正是这些神圣的教条驱使着这些官员对任何偏离于该教条的动机都拒不接受。

不过，当时那些持着乐观主义想法的理想主义者曾声称，不久之后中国的国家性质和政治机构将会发生突然的变化，这个变化是那么激进。对此，除了上段如此精准的描述外，我们还要警告这些人：

也许借助于对这种情况的评定，我们可以将那些理想主义者的过于乐观的想法纠正过来。持有这种想法的人认为，在极短的时间内，所有的中国人，由上到下可以快步踏上像欧洲一样进步的康庄大道。为了收到这一理想的效果，人们就要将那些最宝贵的宗教教义性的国家原则抛弃，打倒那些在文学中最受到崇拜的人，将对于现在暂时不必过多注意的代表着正义、尊贵的王朝制度推翻，与此同时，还要忽略公平和正义。像这种改变倘若不是依靠革命引起，就是要在人民由于生活的极端贫困的压力而产生；不过，如果认为这种改变可以通过自发的行为而产生，则纯粹是妄想。

太平天国起义后，中国一直处于长期的动荡不安之中，政府的统治遭到严重的破坏，政府的威望也大减，于是想让这种威望在人民中得以长时间保持的想法已经成为妄想。不过，那些王族官僚手中的特权和实力，并不曾因为起义而受到丝毫的影响，他们身上的那种自以为是和傲慢的态度也不曾丝毫减弱。不同于从前的是，1860年，一个新的特征出现在这个帝国政府中，那就是成立了一个特殊的部门。这个特殊的部门肩负着处理对外事务的任务，它的名字就叫总理衙门，实际上，这个著名的部门不过是一个卑躬屈膝地巴结列强的部门。渐渐地，思想保守的军机处将这个部门归于自己名下，让其成为自己的附属，可是这个所谓的军机处，却最典型地代表了清政府各官僚机构那种保守麻木的思想。在李鸿章担任总督的30多年里，总理衙门成了一个处理缓冲事件的部门，其发挥的主要作用就是调解中国的行政部门和驻京的其他国家的办事人员之间的冲突。不过，对于中国的对外关系调解，这个部门不但没能起到加深的作用，相反，它的出现却削减了这种对外关系。正是因为总理衙门处于这么一个相当特殊的位置，所以，它经常被政府忽视，这种情况从建立之初一直持续到1890年。

诚如将在下一章提到的，从1870年到1895年，中国的外交事务的处理权实际被一个人独掌，此人就是时任直隶总督和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1896年的甲午战争后，李鸿章从总督一职升迁为总理衙门的负责人。四年后，在他的领导下，总理衙门更名为外务部，同时，该部门的实际权力远远高于其他部门，成为六部之首。而这种变化意味着过去的秩序已经消亡，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集团开始进行改革，尽管其步伐异常缓慢。倘若李鸿章在世，能够亲眼看着伴随着辛亥革命的枪声响起，清政府灭亡的丧钟敲响，那么他就会看到在混乱无序的动荡中，旧有的官僚传统又被延续了下来，而且其重要的地位仍然是那么重要，无论是在经济领域的剧变中，还是在政治领域中的剧变中。他还会看到，那种平和而淡定的微笑始终挂在那些处于中国新旧秩序冲突中的官僚的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