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经羲是李鸿章的侄子，在李鸿章的后世子孙中，他是最为著名，也是声望最高的。他曾经是云贵总督，是一个坚决维护清帝统治的保皇党成员。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去往青岛避难，因为那里有许多满洲贵族和中国的高级官员为了获得安全而求助于德国人的保护。而在袁世凯一意孤行地将国民党（ 亦称为革命党 ）解散之后，经过别人的劝说，他又回到了北京。在其对恢复满洲人统治的坚定信念影响之下，他短暂地担任了政务会主席一职。而当政务会被国务会（ 基本上由袁世凯的拥护者组成 ）取代的时候，袁世凯帝制复辟的活动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面对此种状况，他选择了再一次离开京城，开始他卸任之后的私人生活。从他的角度出发，他是一个旧政权的忠诚捍卫者，也是一名真正的爱国者。在勇气、创造力方面，他与他的叔叔李鸿章极为相似。他的这一性格在很多公文中得到了体现。其中在极为著名的一篇奏折中，他建议清廷就边界问题向英国宣战。而在另一篇奏疏中，他又敦促摄政王要早些召开会议，在时间上一定要比1907年慈禧太后提出的时间早。而在1902年，老佛爷以他“爱使性子而且时多抱怨”为由对他予以免职，不过没多久又让他官复原职。

尽管李鸿章有着慈善、谦和的天性，但对于儿子们而言，他在家庭生活中仍旧扮演着一副严父的形象。特别是在学业方面，李鸿章极其强调纪律的严格。但对于儿子所学的科目专业，他还能抱着比较开明的态度，并不是一定要以传统的眼光来看待所学科目的高下，因此李鸿章的儿孙、侄子都对他极为尊重，同样也像他平时一样，表现出对待传统文化的深深敬意。但李鸿章在家族的事务中绝对是一言九鼎，就如同当时中国很多有钱的“大爷”一样，那种在家庭中的地位就如同一家大客栈的掌柜一样。然而随着子孙后代的繁衍增多，他的家庭生活也变得越发繁乱而复杂。他对家庭的管理方式就是一种管理大家族的方式，而在李鸿章内心的幸福哲学就是希望自己能够从这个家庭的整体氛围中体会到有益的训导与愉悦、和睦。他希望自己成为儿子们的榜样，对待生活富有责任心而且精力旺盛。

但与此同时，尽管他不愿意承认，却也认识到他的儿孙们缺乏一种改变贫穷的斗志，但也正是这种改变贫穷的斗志和决心让李鸿章在很早的时候就懂得要奋发向上，进取有为。而且在其他方面，孩子们也因为锦衣玉食的生活而令自身的发展受到了阻碍。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像中国这样，想要在富裕人家培养出一位杰出人才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而对于自己和其他众多的事情，李鸿章总是能够勤于思索探求。在辞别人世之前，他相当清楚地意识到，由于挪用公款和营私舞弊，自己的家人甚至随从都饱受外界的鄙夷和批评。在教育方面，他为儿子们创造了很好的环境，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如此，但也正是因为他和哥哥李瀚章的贪心，使得他很难在儿孙面前树立一个朴实无华、刚正不阿的形象，当然更不能要求儿孙们成为那样的人。他知道，导致中国现今如此贫穷、虚弱的根源就是人们对于金钱的盲目甚至疯狂的爱恋和追求。李鸿章也如同慈禧太后所做的那样，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用落入俗套却温柔晓畅的言语对这个问题进行一番批评，但是在实际的行动上，他却找不到任何方式可以控制金钱给予自己的诱惑。李鸿章的儿孙们在这方面也同样不曾有任何改善。各种贪婪的投机分子和钻营家、善用阴谋手段者都在19世纪90年代会集于天津的总督衙门，而且一种道德败坏之风也从这里弥漫开来。伴随着儿子们的成长，李鸿章家庭生活的品质也不断下降。儿孙们所取得的官职爵位大多数也来自他本人的权力。不容置疑的是，当李太太还在世的时候，通过她的有益影响还能让其儿孙保有一定的尊严。1892年，当她去世的时候，一切可以保住尊严的脸面也就荡然无存了。这位年龄越来越高的总督在孤独和寂寞中度过了自己人生的最后八年的时光，失败和耻辱带给他的痛苦也弥漫在李鸿章的生活之中。关于他的报告，无论是好是坏，给他感情和思想上的影响都是让他逐渐转变了原有的谦逊和蔼的人生观念，从而在做事时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然而正是这种谦逊和蔼的人生观才使得他超越了自己同时代的众多人。在自己的妻子尚在人世之时，李鸿章总能从妻子那种带有同情的明智规劝之中获得一种支撑和快乐，哪怕这需要负担更为沉重的责任。但从这个方面来看，我们可以轻松地发现，李鸿章也曾经是一位温柔体贴、善解人意的好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