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曾国藩时代的官员，还是袁世凯时代的官员，但凡曾在李鸿章的身边做过总督的同僚们，都一致认定慈禧太后的帮助是李鸿章在生活中获得如此巨大成功的最重要原因。不过，他所获得的这份帮助，是依靠自己在管理方面的才华、外交方面的才能以及精明的商业本能加上老练的贿赂行为得来的。可以说，几乎是李鸿章本人凭着个人能力得到的。与其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并不特别喜欢他，甚至在清政府的高级官员中，始终存在着一种观点，那是一种针对他的反对舆论。相反，他所获得的赞扬，竟然绝大部分来自他谈判桌上的对立面——外国人口中。中国的官僚群体从来不是一个令人心驰神往的集体，相反，这个团体里充斥着争权夺利的斗争，此类闹剧每天都在上演着。在这样的斗争中，最后得以留下的只是独属于东方人的那种嫉妒、仇恨和敌意。每个踏入官场的高官都学会了当自己的敌人和对手放松警惕的时候，趁其不备发动进攻。在他们看来，只要给他们一个机会，他们就会借助于密谋的方式，令敌人和对手彻底失败。适当地对此事实进行斟酌，我们就不可能简单地用嫉妒和不怀好意来解释左宗棠和张之洞之流在对待李鸿章时所表现出的怀疑和敌意，也不可能简单地用嫉妒和不怀好意来解释这些官员在内心深处对李鸿章所制定的外交政策的怨恨。就好像这些官员在自己心中所想的那样，他们的感情才是爱国主义思想的最真正的表现。在以李鸿章为首的外交谈判中，当中国的领土一次又一次地被割让，当中国遭到一次又一次的耻辱的时候，掠夺者对李鸿章的极力赞扬也传到了全中国人的耳中。

1884年至1885年，爆发了中法之间的战争。要此次对法作战中，中国的福州兵工厂遭到了法国政府军毁灭性的打击，奇怪的是旅顺口竟然安然无恙。原来，法国人之所以放弃旅顺口，完全是因为李鸿章的原因。在他们看来，旅顺口是以李鸿章而闻名世界的。此后，这个理由也让法国人放弃了对清政府提出的赔款要求。十年之后，由于日本政府的坚持，李鸿章受命奔赴日本马关，担任了中方的谈判代表。等他刚刚结束日本这方的任务，他就不得不应俄国政府的要求，以清政府的特别大使的身份，去俄国参加沙皇的加冕庆典。而这个结果也是俄国利用自己在北京的影响力做到的。于是在中国人看来，一个外国人如果对某人加以赞扬，那是值得令人质疑的，是需要慎重考虑的，因为李鸿章被外国人赞扬，所以，他的行为举止就令人生疑。身为李鸿章的主要政敌，同时作为一位文辞犀利的哲学家，张之洞对于李鸿章所说的中国难以在军事力量上击败西方国家这一说法持反对态度，相反，他却经常认为胆小和贪污腐败才是李鸿章提出这种对外政策的原因。同样，尽管左宗棠是一位做事坦荡、性格直率的斗士，不过他在内心深处对于自己的祖国的认识也不正确，因此当李鸿章的对外策略提出后，他同样毫不掩饰自己对李鸿章此种策略的轻视之意。1871年，李鸿章和左宗棠分别为北洋通商大臣和南洋通商大臣，在当时中国的政界，此二人之间激烈敌对的状态众所周知。在那段时间里，天津发生了屠杀法国传教士的事情，不过，李鸿章在此事发生后，马上声称此类事情今后不会再发生，无论是针对哪国人士的。此举又激起全国人民对他的厌恶之情。1900年，义和团火烧教堂的事情发生后，由于李鸿章不曾站到义和团一边，因此他同样招致国人的厌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