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他参加了“五四”运动。“那一天我去游行，身穿着运动服，被军阀马队打掉了帽子。当时我在北大学生干事会讲演股工作，经常到交道口、东华门大街、东安市场、灯市口演讲并推销国货、抵制日货。6月3日游行，我被逮捕，警方因见我岁数小，当天把我释放。预科结业后，因慕胡适、梁漱溟、李大钊之名，我升到北大哲学系学习，继续搞学生运动，反对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我的两个长亲给我的父母写信，说我不好好念书，父亲一气之下，声言要把我赶出家门，再不相认。母亲写信给父亲为我申辩，支持我的活动。为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1922年冬，我作为北大学生代表与北大三位同学南下，在上海莫利哀路三次见到孙中山先生。中山先生介绍我参加了国民党，并派我一些工作。我带着文件和传单回到北京，成为当时北方第一批国民党员。”

1922年，他在北大毕业后，先后在天津南开中学、浙江省立一中任教。他回忆说：“在南开中学只教了半年国文，教得学校当局不满意。有一次校方找到我说：‘听说您在课堂上讲什么平等、自由之类的，很不适宜。’在南开中学时，曹禺是我的学生。”

此后，他到冯玉祥主办的南苑军事政治学校教了一段书。这时军阀更加残暴，1924年，《京报》邵飘萍、《天津社会日报》游某被军阀杀害，王昆仑也受到通缉。他出走到广东，在黄埔军校东江分校先后任政治部秘书和主任。北伐时在何应钦的东路军中做政治工作，经福建、浙江，打到上海。以后他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立法院委员。

1932—1933年间，他同我地下党接触，成为中共秘密党员。王老说：“我当时要求到江西苏区去工作。王世英同志对我说：‘你到江西作用发挥不出来，打仗不如我们的一个战士，你现在的身份和职务是我们多少年也培养不出来的。’这样我才安心留在白区，利用合法身份进行反蒋爱国的斗争。”

抗战时，他受党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做了大量的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工作。他联系过李宗仁、白崇禧、刘湘、宋哲元、韩复渠、阎锡山等人，同时兼做中共的秘密发展工作。这期间，他在武汉结识了做妇幼工作的中共秘密党员曹孟君（妇女界著名政治家、北京大学毕业，解放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人大常委、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1967年1月病逝），同她结为夫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