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车快马过玉门关

“轻车快马玉门关，万里风尘谈笑间。”我有时候总觉得，人到了中年就有一个坎，这个坎就好比玉门关，走得越远，越凶险。

1981年2月，李泽厚50岁了，可算是“人到中年”了，但在我国美学界中能戴上“美学家”桂冠的，他大概是年纪最轻的了。老一辈的美学家朱光潜、宗白华已是八十开外，蔡仪、王朝闻也是年过花甲。

这个架着一副方框眼镜的湖南人，眼中闪着机敏的光，谈起话来时时扬起头开心大笑，那“一边倒”的头发就遮在他宽宽的前额上，披散开来，显得潇洒、自信，很有点诗人和艺术家的风度。

他风趣地眨着眼睛对我说：“不熟悉我的人，不论是国内的青年朋友，还是国外的学者们总认为我是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头子，他们给我来信十分尊敬，岂不知我不到50岁。当我在二十年前写有关美学以及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文章时，他们就这么认为，现在仍有许多人是这样看待我的。解放后，外国朋友给我来信就称我教授，其实那时我才是个相当于讲师的助理研究员。”

这个在我国美学论坛上独树一帜，确立了新学派的健将，这个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孔子研究方面卓有成果的年轻人，直至1978年才得到研究员的职称，那时他47岁，在我们国家中，50岁以下的研究人员（尤其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能得到这样的职称，恐怕是不易的。他现在领导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美学研究室的工作（这个研究室也是1978年才成立的），并担任着中华全国美学学会的副会长。

“我搞美学是业余搞的”，他这话并不是自我解嘲，他本来是搞中国思想史的。1950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51年以一个入学不久的大学生的敏锐眼光写成了《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观点》论文。这篇论文受到当时任北大哲学系主任郑昕教授的赏识和推荐，在《文史哲》上发表。他的论文给当时沉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吹进一股清风，以至引起了一场关于谭嗣同思想的争论。以后他对康有为思想研究的观点，也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他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强调从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矛盾统一中去清理思想史的线索，这在方法论上有独到之处。他对孔子“仁”学的研究也另辟蹊径，提出了十分新颖的见解，引起学术界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