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以说是先生的一篇杂文，先生的坦诚和直言于此可见。唐先生在1989年10月撰写的《我和书》一文的结尾处说：

“从上海城隍庙到北京国子监，六十二年中间，我的生命是始终和书相纠结的：检书、买书、读书、写书，如今发脱齿落，垂垂老去，说是无旧书可买，遇新书难买，自是实情，但更主要的却是：我对书的感情已经渐渐淡下去，淡下去……不仅没有兴趣买书，而且没有兴趣读书。我感到的无力是真正的无力。对于书，看来我实在有点疲倦了。天！为什么我觉得那样的疲倦、我会觉得那样的疲倦呢？”

先生晚年为何对书的感情渐渐淡下去，以至于觉得那样的疲倦，上封信件所述是否是其中一大原因？现在20多年过去了，出版方面的情况更令人担忧。快餐式的东西充斥着文坛，充斥着报刊，充斥着出版物，而有文化历史价值的文字却得不到发表和出版。先生在天之灵恐怕要悲悯而大哭了！

1989年8月，钱伟长、雷洁琼、季羡林、吴作人、丁石孙、刘开渠、王子野、王朝闻、冯亦代、唐弢、叶笃义、叶至善、张兆和出席《朱光潜全集》出版座谈会。唐弢先生发言说：“我作为读者、后辈、外行讲一讲。我觉得朱先生有三点值得我们学习。第一，我年轻时受他的《文艺心理学》和《诗论》的影响。我感到，无论他的著作，还是他的翻译，其特点都是为中国美学和中国文学事业奠定基础。第二，朱先生做学问学风严谨，他写的克罗齐美学序文比克罗齐《美学原理》还长，只能另外出书。第三，读朱先生的文章是一种享受，文章的科学性和艺术性不是对立的。既然是谈艺术，文章本身没有艺术性怎么行？朱先生的文章确实是一种艺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