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方面我有自豪感，体育方面我有自豪感，文艺方面我也有自豪感。我们的文学艺术大大地进步了。我仅举两部电影和两部话剧为例。《老井》和《红高粱》在国际上得奖不是偶然的，我看了确实不错。我们敢于把中国落后的地方放开给别人看，这是需要胆量的。只有看到自己落后方面，迎头跟上，才能进步。《老井》赞颂了中国人民不甘落后，不做自然的奴隶的奋斗精神。一百年没打出井，现在终于打出来了，这象征着中国的复兴。对土地深沉的情怀，对妇女解放和爱国主义的讴歌，是《红高粱》激动人心的主旋律。主人公自己选择爱情，争取爱情，多么大胆，这与《牡丹亭》和《西厢记》中卿卿我我的才子佳人的爱情完全不同。有人说：你们专写中国的落后，外国人专门看中国的落后，因此才得奖。这不对，这是保守的说法。话剧《狗儿爷涅槃》和《桑树坪纪事》都十分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农村的面貌，反映出封建主义、官僚主义等等对农民的压迫……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土地问题、农民问题都是十分重要的题材，需要很好地反映。”

“文学艺术也有一个娱乐性问题。过去我们偏重文艺是教育的工具这一面，其实孔夫子也是主张文艺有娱乐性的。人民需要娱乐，轻歌曼舞很好，不要干涉。‘音乐喜剧’非搞不可，而且要认真地搞。《搭错车》的演出这么受欢迎，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吗？”

最后他谈起他的苦恼：现在开会太多太长，一年之中占去了大部分时间。他希望能在近几年做点实事，写点东西。他毕竟是78岁的老人，记忆力已越来越差了。

这就是曹禺。我始终认为，曹老对艺术是专业的，是唯一的，很少有人像他这样执著又从专业的角度看待问题。这是一个艺术家最令人敬佩的地方。然则我当时并不懂得许多，以为很多话说了就说了，并没有去深究，现在想要捡起来，恐怕任重道远了。

我有时感觉自己像坐了时空穿梭机似的，一下天上一下地上，但不管怎么样，这些事情这些故事都真实发生过，不管我以何种心态对待，都不影响它的真实存在。

今天看来，曹老的话无论对文艺工作，还是文艺创作，都是非常实用的，这对很多还在摸索的人来说，也是非常具有创见性的。

二十多年过去了，曹禺先生的音容如在目前，而他仙逝亦有十多年了。他除了留给我们宝贵丰富的戏剧遗产，还留给我们更多的思考。

这就是，我的春天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