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他的改行，许多朋友感到“很吃惊”并“同时觉得可惜”，如聂绀弩、姚雪垠、秦似等都对他作过恳切的“谈话”，尤其是杂文家秦似对他说：“我真不理解你为什么丢掉了文学创作去研究古金文的考证，仿佛你有那么一个漂亮的忠于你的妻子，你却丢掉了她，却追求一个还远无把握且不知是丑美的一个女人一样，我真不理解，你怎么丢掉了文学创作，多可惜！”

文坛巨匠茅盾以及冯雪峰同志热情支持着他的“冷门”。他们为他看稿，推荐发表。他的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50万字的《金文新考》终于问世，茅盾为此书题签。

骆宾基深情地拥抱着他的学术事业，他动情地说：“而我在那个僻静的港口深处的广阔的上古天地里所发现的，是一个有生命的为人遗弃于旷野一二千年之久的婴孩，用我的朋友杂文家秦似的话来说，她虽不是秀美绝伦，但却是聪明得很，有着旷世无二的智慧，我们如父女般的已经度过相依为命。……尤其1980年末，她已经开始取得社会生命，相信她必在我们祖国的学术界，继续获得多方面的资养而成长为一个足以与维纳斯媲美的属于掌握古史的女神。”

1987年我编发了骆宾基先生关于金文考证的长篇通信，使我有机会结识他。5月的一天，我来到他的寓所，他赠我以他的著作《诗经新解与古史新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他知道我在美学方面有所长，就同我谈起他的老友美学家吕荧，他拿出一件日本人写的《吕荧论曹禺》希望我发表。

《吕荧论曹禺》一文因篇幅太长，不宜在报纸上发表，我只好退寄给骆老。他于8月24日复信时谈到希望能在报上为《金文新考》发一书讯。后来我在报上编发了由骆老提供的三联书店香港《读书之友》特约撰稿人常君实先生撰写的书讯（此文同时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1988年我又在报上编发了骆老的《再说“龙觚”》一文，以后又通过几封信，也去他寓中拜望过两次。

骆先生解放前曾坐过国民党的监牢，这使我对他的个性有了更深的理解。

我保存有骆宾基的书札原件7封，另有复印件一封。骆先生的字龙飞凤舞，张力十足，铺天盖地爬满了格子，还上下左右地越出边界，像一个大人爬在婴儿的床上，不容他人以插足之地，个性色彩十分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