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在纸上简短地解释了事情经过：苏格兰场没有立案，自己想通知她们却无法联络上，他又必须外出一小时洽谈事务，稍后有空会再打电话给她们。

内维尔闯进房间，手臂上搭着一件可怕的外套。他接过纸条，匆匆说了一句“告诉琳姨妈我可能迟到，她邀请我过去吃晚餐”就消失了。

罗伯特戴上他朴素的灰色帽子，到玫瑰王冠酒店去见他的客户--一个老农夫，也是英格兰最后一位遭受慢性痛风折磨的人。老人还没到，而罗伯特这个通常很有耐心、有点懒散的好脾气的绅士，这会儿却有些心浮气躁起来。他的生活方式显然有了改变。之前，他对接办的所有案件都一视同仁，抱有相同的情绪、付出相同的精力，办案的速度也是一样的。现在，他的兴趣出现了偏移，其他的案子与之相比似乎都不那么重要了。

他坐在大厅里覆盖着印花棉布椅子上，眼睛盯着旁边咖啡桌上皱巴巴的过期杂志。唯一当期的是一份《守卫者》周刊。他极不情愿地拿起来，又一次想着那干硬的纸张让人的指尖感觉多么不舒服，锯齿状的边缘让他不禁咬起了牙。那是一份收集了抗议活动、诗歌和迂腐评论文章的杂志。抗议活动栏里有内维尔未来岳父的文章，他用四分之三的专栏篇幅对英格兰拒绝给予一个逃亡爱国者政治庇护大加指责。

这位拉伯洛的主教很久以前就将基督教哲学扩大到认为处于劣势的人永远是正确的。因此一直颇受巴尔干半岛的革命分子、英国罢工委员会，以及地方监狱中罪犯们的欢迎。（最后这个团体中唯一的例外是那个积习难改的惯犯班迪·布莱思，此人对主教极为藐视，却相当尊重地位与主教相当的郡长；对他而言，眼泪只不过是一滴水，主教讲述的感人故事也只是笑话罢了。）长期关押的罪犯们讥诮地说，主教这个老男孩什么都相信，你可以轻易地取信于他。

要在平时，罗伯特还会觉得主教有趣好笑，今天他却有些烦躁。他试着读了两首诗，一首都不喜欢，于是他把杂志又扔回茶几上。

“英格兰又做错事了？”本·卡利问道，他正经过罗伯特的椅子旁，停下来向刚被扔在桌上的《守卫者》点点头。

“哦，卡利。”

“只有一个大理石拱门①还能显出昔日的富裕，”身材矮小的律师说道，不屑地用被尼古丁熏黄的手指轻弹着纸张，“要喝一杯吗？”

“谢谢，不过我在等韦亚德老先生。他现在已经不轻易走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