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柳刚：在我成为您的学生的这一年之内，今天是您第三次跟我们详谈方法论。为什么您觉得方法论那么重要？尤其是对于研究中国这样一个转型国家的经济现象来说，超越一些理论上的争议，强调方法论，是否有类似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的意义？林老师您是否想借方法论来反对中国直接照搬西方经济学，同时来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性？

■林老师：我强调方法论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是我经常看到不少学者，明明他所用的理论不能解释我国的现象，但他还是坚持以这个理论来说明这些问题为什么会存在于我国。就像弗里德曼主张的那样，我个人认为理论的目的是解释现象，当一个理论不能解释我们观察到的现象时，这个理论就应该按一定的原则或标准来被修正甚至摒弃，这样才不会理论学得越多，思想越僵化。同时，当一个现象不能用现有理论来解释时，这是对理论工作者的挑战，也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如果能够有比较好的方法来深入研究现象，提出新的理论，那么我们还可以对理论发展作出贡献。我之所以和各位一再谈方法论的问题，是希望各位成为会运用理论、会进行理论创新的经济学家。

第二方面的原因，经济学本该是经世济民之学，是实用科学。在这个时代里，我们有机会接受比较好的教育，我们对这个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对中国的重新崛起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我们怎样让中国重新崛起呢？学好运用理论和创新理论的方法是根本的。大部分学经济学的人可以接受后发优势的概念：从一个国家经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讲，技术的不断创新是主要的动力。作为一个后发国家，跟发达国家有技术差距，利用技术差距来加速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一个机会。但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那么多发展中国家中，只有少数几个东亚的经济体——日本、亚洲“四小龙”真正利用了这个技术差距，缩小了和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其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利用后发优势。如果我们回顾一下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主流的发展经济学，就会发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所采取的经济政策被认为是不对的，但是它们的经济发展成功了，而那些按主流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来制定政策的国家，经济发展的绩效却很差。另一个现象是苏联、东欧和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