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远芳：既然现在主流经济学不能解释很多发生在中国的现象，那么为什么它还是主流呢？这是不是体现了某种学术潜规则？

■林老师：我想应该是这样，这些主流理论可以解释这些理论产生的国家的经济现象，因为现在的主流理论大部分是在发达国家产生的，那么它确实可以解释发达国家的现象，但是因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阶段、要素禀赋、制度安排不完全一样，因此，决策者所面临的限制条件和选择的机会成本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发达国家的最优选择，在转型中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不见得是最优的，也就是说，现有的主流理论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可是主流的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不了解，没有深入研究发展中国家，这方面他们有先天劣势，容易认为发达国家适用的理论，发展中国家也适用。而且不只是主流的经济学家会有这种态度，其实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也经常会有这种态度，当发展中国家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们就去看现有的主流经济学怎么解释，如果一个理论不能解释，那就从书上去找另外一个现有的理论来解释。这就是我为何要在这堂课上一再强调方法论的问题的原因。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大部分人把理论当成真理，常常认为在一个地方适用的理论会放之四海而皆准。要克服这一点，中国古代哲人的智慧是值得重视的。《道德经》第一章就讲“道可道，非常道”，任何一个已经讲出来的、写在纸上的理论都不是真理本身，它只是真理在一定环境条件下的表现形式，第三十八章讲“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任何已经写出来的理论都是对“道”在先前一定条件下的表现形式的认识，如果把这个理论当成真理本身，就会开始变成愚笨的人，所以《道德经》讲，要成为一个好的学者或者一个悟道的人必须是“常无，欲以观其妙”，心里不能执著于任何现有的理论，必须以“常无”的心态来观察现象，但是任何现象都是“道”在一定条件下的表现形式，换句话说，任何经济现象都是决策者在一定条件下理性地选择的结果，背后都一定有经济学的道理，所以我们作为经济学家，要不断从经验现象中总结出理论模型来，要做到“常有，欲以观其徼”，这个“有”指的是对“道”的表现形式的把握、认识，“徼”是“道”的表现形式的边界。要成为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必须以“常无”的心态来观察变动不居的社会、经济现象，然后从现象的观察中实现“常有”，也就是做到把握经济逻辑在这个现象中是如何表现的。由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道”本身是生生不息的，同样，经济理性本身就会导致社会经济的变动不居。例如，我常讲的，在一个社会中任何决策者的选择都要受到这个社会的要素禀赋的约束，如果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决策者都按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产品、技术，资本就会得到最快速的积累，那么在上一期的最佳选择到了下一期就不再是最佳的。所以，任何现象都是“道”的作用，都可以认识，所以是“有”，而认识了以后，由于“道”的运动，不能把过去的认识直接套用，所以又变成“无”，“有”和“无”都是“道”的作用，一般人不容易认识，所以，“同谓之玄”，而真正把握“道”的方法是做到“玄之又玄”，也就是要从“常无”做到“常有”，从“常有”再做到“常无”，这样才能真正认识、把握住生生不息的“道”的作用，所以《道德经》讲，“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我一再讲方法论的目的，就是希望各位不要受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前识”的束缚，让大家学会直接认识经济现象，成为一方面能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另一方面又能提出真正能够指导我国经济转型和发展的理论及政策建议的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