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出现的后果 国家作为一种主导性治理模式的出现与最终胜出对国际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后果。其中之一是，国家成为后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时代的首要行为体。时至今日，国家依然是国际舞台上最重要的角色，世界舞台上的大多数行为都有关于国家间以及国家群体之间的互动。

更为隐晦的是，国家并不承认更高的权威，这必然意味着国际体系不具备维持秩序与分配正义的中央权威。因此，国际关系发生于一个无政府状态的政治体系（anarchical political system）当中。这并不意味着国际体系是一个完全不受节制的混乱场景。基于权力的非正式等级状态确实存在，而强国经常维系着某种井然有序的外表（Hobson，2005）。此外，国际体系通常以合理的方式运行着。然而，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各国从中发现了利益并根据预期行动。当一个国家决心因其利益而违反国际体系的某些非正式规则时，除非有相应的反制力量，否则几乎难以阻止，例如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情况。

18、19世纪

主权国家作为首要国际行为体的出现标志着国际体系的重大转型。伴随着威斯特伐利亚的和平，民族国家逐渐地增强了其力量。法国的路易十四（Louis XIV，1643-1715）、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Frederick，II，1740-1786）、沙皇俄国的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1682-1725）等君主巩固了其统治领域，甚至扩展为幅员辽阔的帝国。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18、19世纪的变化步伐加快了。3个主题突显出来：人民主权时代的到来、国际体系的西方化、多极体系的形成。

人民主权

18世纪早期，大多数国王都宣扬“君权神授”（divine right），以强化其统治地位。法国路易十四宣称“朕即国家”。或许是这样吧，但另一位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正因为这种傲慢被砍了头。人们开始宣扬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的信条，坚信自己才是国家的主人。

自从雅典民主与罗马共和国消亡之后，人民主权也随之衰落了。而人民主权的复兴标志着国家“为谁所有”以及“如何统治”的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当时，主导性观念是国王按照“君权神授”的原则统治领土及平民--臣民，而非公民。可以想见，人们对国家具有有限的情感，因为国家是国王个人而非人民的。美国革命（1776）与法国大革命（1789）挑战了这种国家哲学。民主国家（democracies）基于以下信念：最终的政治权力取决于平民而非君主。人民主权也扩展了民族主义的概念，将大众对国家事务的认同与参与涵盖了进去。如果人们成为了国家的主人，他们对国家就会更有情感性倚赖，同时也承担起更大的支持国家的责任。此种变化的标志之一是，拿破仑时期的法国（1799-1815）是第一个制订了真正的爱国主义法案的国家，征募了一支百万人的强大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