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传统的国家间权力竞争。这是促使克林顿主张多边主义外交方法的原因之一，他经常以颇为老练的方式看待其他国家的动机与行为，深入研究政策的繁复之处。

乔治·W·布什的行为准则是极为不同的。克林顿采取了理智的政策决策方式，而小布什却把自己描述为一个“本能”的玩家，而不是知识分子（Daalder & Lindsay，2003，7）。或许是因为深层的宗教信仰，小布什比克林顿更倾向于以非对即错的方式看待世界。①对于小布什而言，发动“9·11”袭击的恐怖分子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者。恐怖主义者以及被怀疑煽动恐怖主义活动的国家都是邪恶轴心。小布什的这种与克林顿不同的信念也促使其更加倾向于认为世界处于难以避免的危险当中，并通过“单边主义”的方式来追求其认为正确的东西。伍德罗·威尔逊的强烈宗教信念也促成了其通过推广民主来使世界变得更安全的愿望。与此相似，乔治·W·布什的宗教热情也是引发其通过推广民主、自由事业及其他所称的“美国方式”来使世界变得更好的强烈欲望的因素之一（Rhodes，2003）。一位分析家指出，“如果不能充分地理解小布什深入骨髓的民主信念，就无法理解小布什的总统特质”（Dilulio，2003，3）。

最后，一些分析家认为小布什从布什家族的公共服务历史中获得了强烈的领导、牺牲的责任感。这种家族历史可以上溯好几代。对于小布什而言，这种个性化领导的意识转化为一种责任，即运用其作为一个自认伟大而美好的国家的总统的职权去重塑世界。一位学者指出，就小布什而言，“由于‘9·11’，隐忍已久的目标--（成为总统）以前所发生的一切的意义--似乎豁然昭显了。在布什家族的政治气质中，第一要务即是‘承担责任’。 ‘9·11’恐怖袭击填补了空白，即后冷战新时代需要承担什么责任的问题……布什主义……诞生了”（Helco，2003，20）。

作为理性与非理性因素混合物的政策

在详细论述了于理性有害的各种情感、感知及其他因素之后，持平而论，我们应当强调，决策很少是完全理性的但也很少是完全非理性的（Mercer，2005）。我们不妨将人类决策看作理性输入与非理性输入相互交织。多元启发理论（poliheuristic theory）指个体和群体如何作出政策选择的观点。这个理论将决策描述为一种“两阶段”过程（Kinne，2005；Redd，2005；Dacey & Carlson，2004）。在第一阶段，决策者运用各种思维“捷径”排除各种政策选择--由于某些非理性的个人原因，这些政策选择是不可接受的。多元启发理论者特别关注再选择（reelection）的前景以及其他国内政治考量，而思维“捷径”则可能包括任何其他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非理性因素。在令人无法接受的选择被抛弃之后，“过程趋向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决策者以更加理性的方式运用更多的分析性加工以尽力实现风险最小化、收益最大化”（Mintz，2004，3）。在第二个阶段，决策者倾向于搁置国内政治以及个人因素，而专注于各种战略性、现实政治的考量（James & Zhang，2005；DeRouen Jr.& Sprecher，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