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重要和关键的是，“现代性”的基本要素似乎显示出不可更改的特征和力量。没有人能够否认民主政治的优越，如同没有人能够否认市场经济的高效合理，而民主政治所仰赖的自由人权和市场经济所赖以立基的经济理性，又给予个人主义的道德价值观以如此强大的支持，以至连个人主义这一隐含着巨大伦理破坏性的道德价值观仿佛也成了现代社会和现代人无法超脱的宿命。如此一来，不仅重建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已经变得不可能，而且重建任何形式的文化共同体也似乎只能是某种道德乌托邦想象。麦金太尔对现代大学和教会的结构性转型的谱系学透视，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现代大学已经被技术功利化和企业化，知识的传授与学习成为谋生和求利手段的指点和演练，因此，在现代大学的课程设置中，人文学科和艺术这些被当做培育人的美德品行的必修课程，现在却被边缘化为具有装饰意味的选修课程。现代社会里的教会也遭受类似的被迫边缘化的命运，它们越来越像是某种赛马俱乐部式的游戏场所，而不再被当做心性信仰和人格精神的陶冶所在。总之，虽然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诸如家庭、教会和学校这样一些共同体的实体存在，可它们的本性已经改变，而且因“现代性”因素的宰制性扩张和挤压，譬如市场的挤压，而变得难以恢复。

这是否表明麦金太尔追寻美德的吁求仅仅是一种现代道德乌托邦呓语？在此，我不敢妄断，唯寄望于再一次重读，不单是对《追寻美德》的重读，而且也是甚至更重要的是对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生的反复解读。

2004年6月8日急就于北京西郊蓝旗营悠斋

原刊于《中国图书商报》“思想”版［第14~15版］，2004 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