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理解两位德国作者的忧虑，尤其是他们对全球化的政治忧虑，毕竟，他们自身的现代国家政治经验和教训给予他们太多的心理暗示：德意志民族国家是整个20世纪前半叶唯一总在梦想成为世界“最终秩序因素”而终告失败的国家，他们清楚，这样一种政治现代性的谋划该是项具有多大风险的政治投资（或赌注？！）。同时，我也赞同他们忧虑全球化陷阱的基本理由：如果没有民主制度坚强有效的保证，全球化就极可能导向单极化甚至大国模式化的经济沙文主义和政治权威主义，或者说“资本国际主义”和政治霸权主义。这一理由是足够有力的。种种迹象表明，在当今后冷战时代（冷战时代的终点恰恰被人们当成了全球化时代的起点）的国际竞技场上，经济和政治都显露出被强力导人单行道的倾向：康德苏（IMF的总裁）的职责危机；安南（联合国秘书长）在解决前南斯拉夫问题和联合国资金短缺危机问题上的无奈；科索沃战争危机，以及美欧政治领袖们（或许还可加上那些信奉和追随这些政治领袖的理论家们）所大力推进的“第三条道路”；如此等等。

但是，我不愿意把“陷阱”的意义理解仅仅限制在这种消极的防御性层面，也不想只限于从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我之所以还把全球化视之为一个文化陷阱，是出于这样几个考虑：首先，如果全球化不只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单一的经济过程，或者易言之，如果文化要素也是全球化运动中的一个构成性方面，那么，在文化多元论已然成为或原本既定的人类文明事实的条件下，全球化能否跨越多元文化的差异分界线而达致如哈贝马斯所说的那种“价值共识”，抑或达致哪怕是罗尔斯所期待的那种“政治共识”（the law of peoples译作“民族法”或“万民法”）？这是全球化所面临的文化困境。其次，如果前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很显然，全球化就存在着严重的文化资源短缺，而且这种文化资源的短缺是全球化自身所无法克服的。文化（我是说狭义的难以“编辑知识化”或技术化的“非科学知识”的“隐意文化”，而不是广泛意义上的“知识文化”）是人性化的产物，其生产方式只能靠传统的积累和地方性或民族性的“精神气质”（ethos）培育，而不可能像自然资源的加工和利用那样，借助技术的手段进行再生和模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