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曰：“为什么不能？科索沃不是也趟过去了吗？”确乎，北约维和部队的坦克装甲车趟过了科索沃的边界线。但有几点需要额外特别注明：第一，趟过科索沃边界线的不仅有北约的坦克装甲车，还有俄罗斯人的坦克装甲车。两者之间虽不至于南辕北辙，却多有龃龉。这种状况本身说明，不同政治集团对科索沃事件的立场和目标并不是齐一的，更不用说全球范围的意见差异了。第二，北约的坦克之所以能够趟过科索沃的边界线（严格地说是南斯拉夫国界线），是以其飞机导弹的地毯式轰炸作为前提条件的，况且还不是蹚过科索沃，而只是蹚入科索沃。这种以极端政治（军事战争作为政治的极致和顶峰）强权的干预方式所实现的趟入，绝对不可能成为公认合理的跨文化差异的全球化方式。很难保证北约的这种强行闯入不是一种自陷泥淖的做法。第三，北约的趟入虽然自许人类和平和人权的名义，却并无充分的根据证明其行为的普遍合法性。而且名义上也没有诸如联合国或世界人权组织这样的组织合法性。这样的全球化只是强者的权威游戏。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北约趟入科索沃后并没有实现他们允诺的民族和解，其行为后果是，把原来的强者变成了弱者，把原来的弱者变成了强者，并且是用一种新的民族歧视置换了旧的民族歧视，半数以上的塞族人被阿族人驱逐报复，最多也只能说明北约政治权力者们所实行的民族正义还停留在《圣经·旧约》中“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报应性正义”层面，远不是他们的理论家们（如罗尔斯）所竭力论证和倡导的权利与义务的“分配正义”。

因为差异，才需要正义或公正，这是经济和政治领域分配正义的道义要求。但这一原则并不能简单移植到文化领域。文化的生产是地方性和民族化的，文化的差异也不可能通过分配或重新分配来实现文化公正。文化是不可强行分配的，它只能通过不同文化系统或层面的相互交流、相互理解而达到相互共享。所谓文化的公正，不在于平均化甚至齐一化的接受效果，而在于交流和理解的过程；更深一些说，在于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对待的主体间态度。因此它比经济和政治上的公正更依赖于人的意愿、情感、理智、判断、心理和姿态等主体性因素。这正是文化多元论所具有的一个独特特征，与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相比，其差异的内在性和不可克服性要深刻得多、复杂得多。如果《全球化陷阱》的作者们关于全球化不仅是一个经济陷阱而且是一个政治陷阱的分析论断是值得重视的，那么，说全球化是一个可能的文化陷阱就有更充分的理由和论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