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照何休、包咸的说法，十井而出一乘，人多疑其太苛。然据《左传》“昭十三年平邱之会，晋甲车四千乘。十二年传，楚灵王曰：今吾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三原注，依刘炫说。国各千乘是合楚国之车，奚啻万乘。昭五年传云，韩赋七邑，皆成县也，因其十家九县，长毂九百，其余四十县遗守四千；是一县百乘也。县二百五十六井，是二井半出一乘；合晋国之军又奚啻万乘。……昭元年传，秦后子适晋，以车千乘，是大夫不必百乘也”。这一段，引用朱大韶《实事求是斋·经义司马法非周制说》。所以十井而出一乘并不是没有的事，不必疑心，所可疑者，照《春秋繁露》的说法，诸侯大国十六万口之军七千五百人，《繁露》税“三分之，则各五万三千三百三十三口，为大囗军三”。是说五三三三三口里出七五○○人为兵，不是说每一军有五三三三三人。加以奉公家的一军，共计万人，是人民有十六分之一服兵役，而天子之国，共有一千六百万口，而“为京囗军九”，再加“三京囗军，以奉王家”，服兵役的，不过三万人，未免太不近情。照《汉书·刑法志》所主的《司马法》说，天子之国，有甲士三万，卒七十二万，而六军不过七万五千人。照郑玄所引的一说，一封之地，提封十万井，有人民三十万家，而不过出车千乘，出兵三万人；畿方千里提封百万井，应当有三百万家，而亦未闻有天子出兵三十万之说；若仍照六军计算，则三百万家，服兵役的不过七万五千人；恐怕古代断没有这般轻的兵役。种种计算，总之不合情理。我说：论古代兵制的，都误于“兵农合一”之说，以致把全国的人民都算在里头，我如今且引江永的《群经补义》一则，以破这个疑惑。

说者谓古者寓兵于农，井田既废，兵农始分，考其实不然。……管仲参国伍鄙之法：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帅五乡，国子、高子，各帅五乡；是齐之三军，悉出近国都之十五乡，而野鄙之农不与也。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积而至于一乡。二千家，旅二千人，十五乡三万人为三军。是此十五乡者，家必有一人为兵。其中有贤能者，五乡大夫有升选之法，故谓之士乡，所以别于农也。其为农者，处之野鄙，别为五鄙之法。三十家为邑，十邑为卒，十卒为乡，三乡为县，十县为属，五属各有大夫治之，专令治田供税，更不使之为兵。……他国兵制，亦大略可考而知；如晋之始惟一军；既而作二军，作三军；又作三行，作五军；既舍二军，旋作六军；后以新军无帅，复从三军；意其为兵者，必有素定之兵籍，素隶之军帅；军之渐而增也，固以地广人多；其既增而复损也，当是除其军籍，使之归农。……随武子云：楚国荆尸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是农不从军也。鲁之作三军也；季氏取其乘之父兄子弟尽征之；孟氏以父兄及子弟之半归公，而取其子弟之半，叔孙氏尽取子弟，而以其父兄归公；所谓子弟者，兵之壮者也；父兄者，兵之老者也；皆其素在兵籍，隶之卒乘者；非通国之父兄子弟也。其后舍中军，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谓民之为兵者尽属三家，听其贡献于公也；若民之为农者出田税，自是归之于君；故哀公云：二，吾犹不足。……三家之采邑，固各有兵；而二军之士卒车乘，皆近国都；故阳虎欲作乱，壬辰戒都车，令癸巳至；可知兵常近国都，其野处之农，固不为兵也。……案所述管子的兵制，见《小匡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