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王小波的遗产

“亲爱的死鬼”，这本来是一本书的标题，作者大概是王小山，至于原始出处是哪里，我也不求甚解，不求甚解正是书业的传统——谁以为自己彻悟了，哪还用得着编书或读书呢？

话说回来，“亲爱的死鬼”这个名字在这里是要赐给王小波的，这人从来不装逼（北京话大概叫装丫挺），所以可爱，非但不装，而且面目可亲得就像跟你唠家常，微言大义。一个大男人在那里唠家常，无论是小说还是随笔，都带着如沐春风的知性，一个男人又知性又不装逼，这让事儿事儿的知识界和出版界接受不了，接受不了就装聋作哑，熟视无睹，王小波的小说周游了列出版社多少趟，硬是生前出版不了。

可以说，这实在是对中国出版业的一个超强反讽，王小波获得“自由作家”的称谓的“自由”二字也是给逼出来的，正是因为无法获得正统出版社的正常出版权利，他变成了一个在手抄稿和纸媒间为人传诵的自由撰稿人。他是作家，但不故作姿态；他是思想家，但不假装深沉；他研究文艺，但不学究气。总之，他特没有品位，特不讲形式感，特大白话，特通俗——你可以不承认，但当时知识界就是这么认知王小波的。

1997年4月11日，王小波因心脏病猝死后，王小波终于构成了“话题”，对于出版业的行家来说，都知道“已形成的话题”比起自己来“制造话题”要省事得多，王小波就是这样一个“已形成的话题”。

王小波的死成就了他的作品，这绝非偶然，而是有其逻辑关系的，强大的汉语出版机构拥有两大武器：一是话语资源；二是道德资源。话语权意味着“说不行就不行”，道德资源意味着“行也不行”。

我看到了王小波身后的事，这两大武器正在渐渐失效，话语资源因为可以被估价，从而进入流通市场，可以讨价还价，可以用货币进行交换，可以合作出版等，话语资源的垄断性正在失效，对于民营出版业来说，无非是增加一些成本而已，对于盗版者来说，则是在道德资源上另辟蹊径，所谓“不行也行”，我热爱王小波，我印的是盗版，但我盗王小波也算盗得有出息，怎么着？

我们来简短回顾一下王小波的出版之路，他活着的时候不是托李银河的福合著，就是在香港、台湾出版，被当作黄色小说来看，有据可查的最早的出版却是在1980年的内地，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唐人秘传故事》（打电话核实时，对方说没出过这本书，姑且作为悬案），王小波最自鸣得意的要算是1992年，这一年他著作等身，《王二风流史》由香港繁荣出版社（1992年3月）出版，《黄金时代》由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1992年8月），同年还有他与李银河合著的同性恋研究文本《他们的世界》出版。

此后的1994年，华夏出版社不声不响地出版了其《黄金时代》，这应该是可以写进出版史的，第一，这是王小波的代表作，能够生前在内地出版，华夏出版社功不可没；第二，这类被认作是涉黄、荒诞不经的作品能出版本来就是一种底线突破，这跟出版社出艳情、凶杀的玩意儿道理是一样的，只不过前者是前进的底线突破，后者是倒退的底线突破。

再之后，“亲爱的死鬼”只能长在书中伴我们左右了，他还是那么活灵活现，趾高气扬，花城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时代三部曲》，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随笔集《我的精神家园》，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沉默的大多数》，2003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又重印了他的《时代三部曲》，2004年朝华出版社又印了他和李银河的爱情书简《爱你就像爱生命》，总之，凡是能找得到的是属于王小波写的东西，差不齐都开印了，就连王小波的fans们写的东西《王小波门下走狗》系列也印到了第四辑了。王小波的影响可见一斑。

王小波最大的影响除了文风上的革新之外，就是给出版界带来的新思维和新传统了，正如以上所说，话语资源和道德资源在王小波这里，终于给彻底扭转过来了，虽然说扭转得有点过头，以至于凡有人一死，哪怕是文青，也能换来出版界轰隆隆的印刷声，这是其一；其二要说的，是王小波在出版界引发的上世纪末文化纷争浪潮，知识分子开始雄起了，而知识分子一旦雄起，必将兵分两路，一路保守是为左，一路自由是为右，自由主义似乎又从王小波开始冒头了，贺雄飞主编的“草原部落”书系培养了一个余杰、一个摩罗，还使一大批学人重新在话语资源和道德资源上得到了再分配。关于这一点，点到为止。

王小波的文本力量是一个方面，而他独立思考的骑士精神却是意义深远的，其贡献远远超越了文化层面，即便是做一个书商，也要像王二那样，充满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