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说，环顾四周，我注意到一些山头整体上确有异样的亮色，似乎还有几柱烟在怅怅升起，才明白过来。路上，我恍然记起，这景象原来也存在于记忆的底色里--这就是“大寨田”啊！仅仅过去了三十年，就有隔世之感了。中国的山峦上树多草多，一片深绿。朝鲜连年灾荒，据说还有断粮断炊的，这样开荒砍树修梯田，破坏生态，能不遭灾受穷吗？如果朝鲜战争发生在今天，志愿军就无处藏身了。

无法忘记，这些并不遥远的陌生，都是我们一步步走过来的。

大寨的成功，当然也还有其他机遇，在此不一一赘述。

说起来可笑，记得“文化大革命“时，老家有个农村干部随团到大寨参观学习，回来后，有人问他，大寨的经验能在我们这里推广吗？他直摇头说：“难。你想想，每天到大寨参观的有成千上万人，光肥料得有多少？而我们这里工厂停工了，连化肥都买不到。”

战争年代，在纷飞的战火中，不少人实现了从奴隶到将军的梦想。在和平的日子里，从农民到共和国副总理的跨越，仅陈永贵一人。

同是暴雨和水灾，在干旱的山区，能带来丰收。这机遇被陈永贵抓住了。因为，他还有逆向思维，懂得自然气候和政治气候之间的关系。他说，大寨人战天斗地的决心和方法，是从学习毛主席著作中得来的。

徐水主要是通过群众运动大修水利工程，消灭水灾旱灾，放惊世骇俗的“高产卫星”；而大寨更侧重于在战天斗地中，发挥思想精神的决定性作用，放“思想卫星”，这保险系数更大一些。

大寨战天斗地精神深入人心，大寨红旗飘扬的时间，与“一定要根治海河”运动差不多相同，经历了十六七年。大寨典型也引领了中国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十六七年。

“徐水经验”与“大寨红旗”，都是海河流域在社会和生态环境剧变中，出现的既不同、又有些相似的政治文化现象--但这已经不是“海河文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