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近距离审视，这一过程却不怎么“美丽”。

其实，早在“大跃进”“战鼓”刚刚“擂响”的1958年，淳安县城中的机关和居民、学校就已经匆匆从新安江边的狮城镇，迁往十多里外的排岭了，而遂安县则被撤销了行政建制。几十万居民被剥夺了在祖祖辈辈居住大地上生活的权利，毫无选择地踏上了别离故乡的漫漫迁徙之路。随着水位的不断升高，连接皖南与浙江的道路断绝，原来富饶的遂安、淳安县的山区乡镇被大片水面割裂和阻隔--库区一夜成了浙江最贫困的地区之一。有资料表明，至少在1959年秋天，已经出现了一些移民饿死和倒流返乡的现象。

1963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郭沫若，在众人的簇拥下，来到新安江水库。他自然不知库区人民离家迁移之苦。游览之后诗兴大发，提笔写道：“西子三千个，群山已失高。峰峦成岛屿，平地卷波涛。电量夺天日，洚威绝旱涝。更生凭自力，排灌利农郊。”

这算不得什么好诗。此诗前两句是写景状物，如果不谈库区人民作出的牺牲--此时移民，包括二次移民正在经历的颠沛流离--倒也不失为优美。但后二句写实细一想，却会生出很多疑问--60万千瓦的水电站能够“夺天日”么？城镇市街都沉入了水底，何来农郊？最容易受旱的是农田，现在几十万亩农田成了大湖，自然没有干旱，也无需灌园了。

检视我国几十年来的建设史，会不无遗憾地发现，为了某一方面，特别是崇高名义下的“综合效益”，创造“人间奇迹”，我们实际上很少统筹考虑分析过、科学计算过成本和利弊得失。几乎可以肯定，水电上的某些问题通常源于“高坝情结”--也许，正因为过分强调坝的高度，成效和损失都可能变得最大。

新安江电站位于钱塘江中上游，江流拦腰截断，皖南地区的经济格局，人民生活和交通、区域的生态环境，从此彻底改变。

有学者坦言，建一座装机60万千瓦的水电站，剥夺数十万居民安身立命的家园，淹没6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大致相当于香港面积的一半，与新加坡国土面积相仿--甚至可以视为对土地和山林资源的一种不公平的“圈占”。

二十多年里，一再出现水库移民“滞留”、“返流”、“自流”潮，造成社会动荡，成千上万失地农民陷入极度贫困。

不必讳言，无论从经济政治，还是社会发展上考虑，都得不偿失。这种工程在今天或许就根本干不成。即使要建电站的话，大概也只能选择中坝和低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