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2　我们错过了什么？

在新安江大坝紧锣密鼓的筹建中，其他方案的选择机会仍然出现过。

当时担任中共财经委员会主任的李先念，在签发的《新安江开发意见》中指出：“各种开发方案中，如在罗桐埠建坝36米或105米，淹没范围在浙江境内或95％在浙江境内。如在云头建坝，淹没将由浙江及安徽分别负担，浙江要占40％。以上意见请华东局考虑。”

与谭震林不同，李先念在经济工作中展现了一贯的沉稳、细致的风格。在他的批示中具体提到了三个方案，想来别有深意。他把罗桐埠建中坝的二级（甲）开发方案放在前面，其次是105米的高坝一级开发方案，再后是二级开发（乙）。可谓是用心良苦。

如果我们联想到后来谭震林调到中央担任分管农业的副总理，发现了河北徐水这个“跃进县”，并决心把徐水搞成向共产主义迈进的重点试验县，放了个“政治卫星”，就不难想见他当年“大跃进”“办大事”的思维方式了。他的认识与命运，直到1967年2月发生了转变和转折--“文化大革命”中，谭震林与老帅们一起，在中南海怀仁堂与“四人帮”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就是有名的 “二月逆流”。

中国领导们的“大局观”，往往受领导人所在职务岗位影响。谭震林从浙江调任华东局后，就站在华东几省的角度考虑，新安江坝要建个高的，要服务全华东。在他和江华的推动下，新安江二级开发的方案，似乎从来都没有被认真考虑和研究过--即使有李先念的指示，现在，时过境迁，这一切都难作追问，无可挽回了。

新安江的移民和电站的勘测设计施工几乎同步进行。负责编写移民报告的是浙江省副省长杨思一。这位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过新四军金（华）萧（山）支队政委的老同志，即赶到淳安等地调研。亲自到新安江第一批从铜官峡坝址附近迁往桐庐的移民家中实地调查过，他为库区人民作出的巨大牺牲深深感动。他主持制定的“初步方案”，移民安置费用的标准“较高”，每人558元。应该说，对于人均拥有一亩半肥沃良田的库区农民来说，土地被无偿剥夺之后，离家别土，这点“安置费”实在不算什么，而且实际上也到不了移民的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