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完全是因为国内动乱。中法战争中国略占上风。在此情况下，中国的失败则多了“丧失民族自信心”这一原因。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一些洋务派人士，过于看重武器的作用，从而忽略了民心、人心、军心。他们希望用妥协（之前人们将李鸿章作为“妥协派”的代表，本书也持此观点。然而，本人的妥协派、抵抗派与之前在本质上不同。妥协派和抵抗派同属改革阵营，他们都是为了国家好，只不过在方法上有所不同。我认定的妥协派是以暂时妥协换取发展时间；抵抗派是以胜利带动发展）来争取时间，从而得到成长。

然而，这种成长是在统治者的奢华之心、平稳之心没有改变的状态下的成长，而这种成长最终在腐败、内斗下全部化为了乌有。

南宋卑颜屈膝换取了一百多年的存在，晚清则只换来了七十多年的存在。拿整个中国的利益换取列强欢心的结果是：列强胃口越来越大，日本想吞并中国，中国险些亡国灭种。

这也是本书对左宗棠和李鸿章进行对比的原因。本人并不认为李鸿章卖国，但也不认为李鸿章的功绩有多大。通过二人的对比，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左宗棠的一生和李鸿章的一生，他们的悲剧色彩其实都非常浓厚。

左宗棠战斗了一辈子，希望用“手中的剑”砍断侵略者的獠牙，最终，却以不能再当猎人而遗恨海边，其悲壮堪与宗泽相比美。

李鸿章是希望以妥协换发展。妥协了一辈子之后，他却发现自己的妥协几乎没有什么成果。李鸿章的悲壮在于，任何时代对其评价都只能走两个极端。

悲剧虽然令人痛惜，但它的价值却是最高的。两个治世能臣在腐败的统治者的统治下，不管他们是如何地奋力拼杀，其结果只能是失败。这就是那个时代所有人才的悲哀。正如张謇在临终前所说的那样：“我张謇实在是不幸呀，生活在中国；更不幸的是竟然生活在了当今这个时代；然而最不幸的是我却抱着一种书生志气——让中国屹立于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