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回民起义

满人之所以统治天下二百多年，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让汉人上层继续拥有汉人坐天下时拥有的权力及上升通道。在民间统治上，清朝统治者吸收历朝经验教训，使得底层汉族百姓得以活命。而汉族百姓是古今世界上最善良的百姓，只要能够活命，任何苦难都可以忍受。然而，到了晚清时期，学习能力非常强的满族统治阶层，在“负面因素”学习上的能力显而超出了应有的能力，比南宋、晚明等汉族统治者更加贪婪、更加贪慕享乐。

在对外战争赔款、对内统治阶层极端享乐、权贵阶层垄断商业对外贸易频繁的情况下，爆发了遍布全国的汉族农民大起义，而清朝统治者只能依靠汉族地主武装进行平乱。在这种情况下，汉人与满人的关系迅速贴近。在各种民族冲突中，统治阶层往往站在汉人一边，从而造成少数民族的不满。同时，各种苛捐杂税又使得少数民族难以生存。

要知道，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同胞在生活上其实并不如汉族同胞，典型的就是苗民。苗民生活地区大多在西南土地较为贫瘠的地区，苛捐杂税颇多，其生存要比汉族艰难的多。为此，西南苗民起义完全是由苛政造成的。

西北回民起义则是因风俗引起的冲突和苛政共同造成的结果。左宗棠尚未进取西北之时，就对甘肃地方官员进行了强烈批评，他认为：从前汉回仇杀，责任不尽在回民。陕回之祸，由于汉回构怨已久，变乱实在是由汉人挑起的。

为此，他评价甘肃文武官员是：甘肃之军，不能保卫人民，反而扰民；甘肃之官，不能治理人民，反而激起人民造反。

对于汉族地主武装组织的团练，左宗棠更是认为：他们是四不像，民兵不像民兵，官军不像官军，土匪不像土匪。

针对一些汉族官员、地主士绅的极端说法，左宗棠继承了林则徐的“但分良莠，不分汉回，良则虽回必保，莠则虽汉必诛”的正确主张。因为，在汉回互杀造成责任分不清的状况下，左宗棠制定了“以抚为先，剿抚兼施”的方针。

左宗棠的正确主张，使他遭到了一些陕西、甘肃两地汉族官员的强烈不满，左宗棠为此极为苦恼，他说：“秦中士大夫恨回至深，每言及回事，必允‘尽杀’乃止，并为一谈，牢不可破，诚不知其何谓！”

左宗棠对这些人的评价是“实在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想的”。他认为，回民自唐以来，已有千年了，已经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怎么能这么绝情呢？

左宗棠进兵陕甘之前，曾经发了一份布告。布告之中，有这么一句话，至今读来都令人唏嘘，“汉祸既惨，回亦无归。帝曰汉回，为吾民也”。

为此，左宗棠即使受到陕西、甘肃一些官员乃至百姓的误解、咒骂以及暗中使坏，他也要将损失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