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父亲死去回家躲避风头的时候，他认真反思了自己之前的行为，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太过激，从而得罪了不少人，才使湘军处于非常尴尬的位置。第二次出山后，曾国藩从“胆汁质”性格变成了“黏液质”性格，对待人和事都非常地圆通，办事非常地谨慎，轻易不与人发生冲突。比如说对左宗棠一而再再而三的退让，不与其撕破脸皮，为的是让左宗棠听自己的话，配合自己消灭太平天国。李鸿章年轻时就心高气傲，自恃才能过人，所以过于张扬，好争论长短。

曾国藩对于李鸿章这种争强好胜的性格很清楚，他知道这样很难成大器，所以故意让湘军将领数落他，消除李鸿章身上的“毛刺”。据说在咸丰八年，李鸿章和彭玉麟还因为争辩的事情动了老拳，结果小个子彭玉麟和大个子李鸿章打了个平手。不过在曾国藩不断的调教下，李鸿章的“多血质”性格里面增加了“黏液质”的成分，逐渐趋于沉稳。曾国藩对于自己的“黏液质”性格也清楚，这种性格的人常表现得遇事优柔寡断，曾国藩也犯了这个毛病，特别是在重大问题上。比如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朝廷急命曾国藩调集湘军勤王，曾国藩迟迟做不出决定。而这时李鸿章斩钉截铁建议曾国藩不去勤王，而专心致志对付太平军，曾国藩听从了李鸿章的建议。这是李鸿章“多血质”性格的优势，就是遇事果断。《曾国藩日记》中也有记载，一些事情和李鸿章商量过后，曾国藩立即就能决定，所以两人形成了性格上的互补。

虽然“祁门别离”是两人性格差异的体现，但最终李鸿章按照曾国藩的教诲，不断修正自己的性格。在对待左宗棠的问题上，李鸿章就是按照曾国藩的办法，尽量顺着左宗棠，就算后来有了“海防”、“塞防”之争，也没有导致两人像曾、左那样的决裂。纵观两人的性格，不能单单以一种性格来归纳，只能说是性格上各有优劣，因此，两人在性格上打成了平手，各得六分。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两个人的品质。曾国藩可以说是趋于完美的。一是忠君爱国、体恤百姓，二是严于律己、两袖清风。在湘军创建伊始，曾国藩写过《爱民歌》等，主要是拉近和百姓的距离，获取百姓的支持。这个的效果还不错，曾国藩的口碑传播开来。而且曾国藩在廉政方面也是过硬的，就如前面所说，他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求私利。所以在品质方面曾国藩可以加五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