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上刑部侍郎后，曾国藩更加接触到了基层的民情。咸丰元年十二月，曾国藩又连续上奏《备陈民间疾苦疏》和《平银价疏》两份折子，对那时的民间苦情和财政困难谈了自己的看法。但咸丰已经被太平天国弄得焦头烂额，奏章也石沉大海。不过到了咸丰二年正月，曾国藩又被加上了新官职—吏部左侍郎。六部干了五部的领导，还都是兼任，是说明曾国藩能力强呢，还是说清朝已经无人可用了呢？但曾国藩的心情却高兴不起来了，再多的官职对于他来说也没有什么意义，救国救民的志向不能实现才是他的心病。

一边丁忧一边团练——国藩得名“曾剃头”

就在曾国藩这个侍郎那个侍郎忙着工作的时候，李鸿章在干什么呢？这时的李鸿章还在“进修研究生”呢。咸丰元年，李鸿章的身份从翰林院编修变成了武英殿纂修，就是国史馆的协修，帮忙整理整理国家图书馆的藏书。不过他借着这个机会恶补了一下各方面的知识，学识也大大地增加了。李鸿章和曾国藩虽然同在北京，但时局动荡，两人各忙各的，交流的机会少了一些。李鸿章不一定看得清老师的心思，他现在只是个低等官员，对于老师的想法并不能全部理解，但他还是敬仰老师的人格魅力，在学习知识的同时，也不断地从曾国藩那里学习为官、为人的道理。

可太平天国起义越闹越大，朝廷上下一片鸡飞狗跳，忙活着剿灭起义军。曾国藩、李鸿章自然也不能置身事外，但两人却也无可奈何。特别是曾国藩，作为高层领导对于朝廷的无能只能是干着急。就在曾国藩郁郁寡欢的时候，正好来了一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