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型国家”的最大智慧是“求同”。这种智慧首先体现在我们 的文字中：凡是与水有关的东西，我们就加上“三点水”，如江、河、湖、海、洋；凡是与金属有关的东西，我们就加上“金”字偏旁，如 银、铜、铁、锡。对于所有不同的东西，我们都力求发现它们之间 的共同之处。而西方文化的最大特征是“求异”，每一样东西，都要专门创造一个词来进行表述，所以阅读西方的报刊一般需要两万个词 汇，而阅读中文报刊，掌握了两三千个词汇就可以，但这两三千个词 汇可以形成千变万化的组合，使中文成为世界上表达能力最丰富的语言之一。“文明型国家”的治理也是一个道理。沿着中国文化“求同” 的思路来处理中国面临的各种矛盾，效果就会比较好，国家就有希 望，无论是地区间的矛盾，还是企业间的矛盾，还是官民矛盾，还是劳资双方的矛盾，只要把重点放在寻求各方的共同利益，效果一定比 较好，因为中国人有“求同”的文化基因。反之，如果放弃自己的传 统，转而采用西方“求异”模式，则可能造成冲突、混乱和动荡，甚至内战。西方推动的“民主化”给许多国家带来的动乱和战争就说明 了这一点。

“文明型国家”也可以促使我们反思许多今天习以为常的观念。 比方说，用人均 GDP 来比较不同国家的发展水平。实际上作为不同质的国家，这种简约化的比较是靠不住的。一个数百名乐手组成的超大型交响乐团和一个小号手、一个小提琴手或一个室内管弦乐队怎么进行比较？如果硬要比较，恐怕先要在质和量方面作一个规范。按照 名义人均 GDP 进行比较，瑞士比中国高很多，但中国至少有上千种瑞士没有的产业。瑞士这个小提琴手再好，也不能产生中国这个交响 乐团给人带来的震撼。如果一定要把两者进行比较，恐怕更为合适的 方法是把中国这个交响乐团中的小提琴手请出来和瑞士这个小提琴手比较一下。比方说，把 800 万人口的苏州与 700 万人的瑞士比一比，这样的比较才更有意义，更容易使人找到感觉。毕竟连举重比赛都不 允许重量级和轻量级互相换位的，更何况比举重比赛复杂一万倍的国 与国之间的比较呢？

中国实在是太大了，我们的经济空间、社会空间、政治空间、文 化空间、地理空间与绝大多数国家的差别都太大了。如前所说，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多，理论上，中国的各种问题比美国多四倍也应 属于合理范围。其实美国的问题不少于中国，一个例子就是美国监狱 囚犯总数超过中国，尽管美国人口少于中国的四分之一。中国发达板块与美国的可比性很大，前面谈到的上海超越纽约就是这样的比较， 中美两国居民家庭净资产的比较也属这一类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