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历史现场

当代的历史叙事，无论是学院派的研究，或者畅销作者的戏说、演义，都曾标榜"重回历史现场"。

我认为，"重回历史现场"不仅仅是回归史实的真实。

绝对的真实或许并不存在，历史本身就是一个"罗生门"式的记忆陷阱，我们只能尽可能地寻找材料并运用材料，尽可能地考证、斟酌、比较而已。

我更为看重的是对历史"在场感"的探索，我希望唤醒我们时代对历史的感官体验，从视觉、嗅觉、听觉乃至情感、心境上，重回历史现场。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李孝悌先生在《士大夫的逸乐：王士祯在扬州》中曾如是描述历史叙事面临的问题："我们看到的常常是一个严肃森然或冰冷乏味的上层文化。缺少了城市、园林、山水，缺少了狂乱的宗教想象和诗酒流连，我们对明清士大夫文化的建构，势必丧失了原有的血脉精髓和声音色彩。"这种"血脉精髓和声音色彩"的缺失，在晚清民国的历史叙事中，同样有待复活。我希望这本书可以做出这样的尝试，在严肃的学术研究和散漫的"话说"体之外，走这一条新路。

在从前的阅读中，我曾经从刘易斯·芒福德、简·雅各布斯、凯文·林奇对城市史的探讨中获得过启示，也从列文森、史景迁、黄仁宇和孔飞力的叙事中找到过精神的共鸣。在这本书里，我也尝试重新发现一些各地的文史资料中潜藏的素材，希望把这些零碎杂乱的线索串联起来，从细处摸索大历史的地矿脉络。

周作人在阅读梁启超的《饮冰自由书》和《中国魂》后，接连在日记中写下"美不胜收"四个字。8在梁启超的时代，思想与历史之中仍蕴涵着美，它们超越了技术层面的编年史序列，也迥异于乏味的理论堆砌，它们令人感动，让人向往。我希望唤醒历史写作之中沉睡的美--无论是敲碎时代坚硬的果壳还是用徒劳的祭文为往事招魂，无论是发现真理还是再现传奇，是在希望中重述，抑或在绝望中反思，是从残缺中感知故去的美好，或者在迷障中触摸真相的力量。这是我书写的直接目的，我或许永远都无法抵达，却一直在试图靠近。

我想，现在我也可以回答许知远的质疑。

这本书确实以历史为重心，但从未回避现实，所有的历史叙事正是建立在反思现实的基础之上。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也不过是借古人的酒杯，浇胸中块垒。

陈寅恪晚年作诗多用曲笔，用曲笔不是因为恐惧，更不是炫技，而是他希望这些文字可以曲折地活下去。因为只有活下去，它们才会在某一天被翻开，才会唤起一些记忆，震醒一些灵魂。

这是我对《城殇》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