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运所做的这些牵强附会的臆想，代表了中国的精英阶层对现代化的误解，以及对传统文化偏执的狂热；而在民间，这种情绪则更加复杂。直到1910年，依然有人相信“修筑铁路，必须多数人灵魂镇压，铁轨始得安稳”。人们甚至认定，朝廷调查户口，其实也别有用心，就是为了把这些写有民众姓名的调查册放进铁轨枕木中，用百姓的灵魂来维持铁轨的稳定。于是，人们不仅对铁路深怀恐惧，甚至满腹仇恨。流言总是比真相走得更快更远，盛世末世都不例外。一句谣言就足以摧枯拉朽，让帝国长达数年的努力付诸东流。

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就这样一直在反复的类比与猜度、傲慢与偏见之间徘徊，这种观念也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城市的形态。帝国晚期的改革往往执泥于器物的层面，而无力也无意深入城市内部。城市变革往往浅尝辄止，社会结构并没有进行相应的自我调节，城市的真正蜕变也就无从实现。

所以，尽管在晚清被洋务运动和新政青睐过的城市有安庆、金陵、天津、上海、马尾、开平、旅顺、威海……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只是昙花一现，只有天津成为几乎唯一残留下来的活化石。正如史华慈（BenjaminIsadoreSchwartz）总结的那样，洋务派的态度其实只是“抽象地赞赏西方”，城市因此也根本来不及发育完善。现代化要在中国生根，需要面对重重的困难--国家的沉沦，纵横捭阖的权力斗争，以及文化的傲慢与精神的自卑??它们将这个国家一次次逼入险境，也将中国人的城市梦想一再推向边缘。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就这样在起始阶就自相矛盾，并且危机四伏。天津的侥幸胜利，并不能解开帝国的心结，更无法疗救现实的沉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