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喉分疆

郭璞的"宜城"预言，当然不是失误。

安庆是一座生来就注定毁灭的城市，安庆的悲剧，源于中国人的城市理念。

千年以降，中国人营造城市，往往不是从生活的层面进行考察，而是先从权力和军事的角度做出判断-- 是否依山傍水，是否易守难攻，是否"王气"弥漫……这些首要的指标，体现为城市如何更好地传达权力的威严，如何为权力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从这个角度来看，郭璞的"宜城"预言确实非常合理。安庆扼守着长江下游，前据武汉，后攘金陵，号称"万里长江此封喉，吴楚分疆第一州"，战略地位优越，易守难攻。

只是，郭璞死去九百年后，这座长江的"封喉"之城才被黄干发现。宋嘉定十年（1217年），朱熹的女婿黄干上书朝廷，应在桐城的盛唐湾宜城渡以北建造一座新城，作为府治，以便迎击刚刚攻占光州准备大举南下的金兵。黄干的经营完成了郭璞的夙愿，军事防御的功能塑造出安庆的基本雏形，也为它引来接踵而至的硝烟，"风帆上下，干戈日寻"。半个世纪后，安庆开始了迟缓的转型，宋景定元年（1260年），沿江制置大使马光祖继续营建安庆，全城周长九余里，城高近七米，底宽两米多，顶宽一米多，设五个城门。马光祖如此大肆经营安庆，除了军事上的考虑，还在于他要把这座城市改造成安庆府治和怀宁县治的所在地，安庆终于从军事要塞兼具了政治城市的功能。清康熙六年（1667年），朝廷将江南省划分为江苏与安徽两省，前者取江宁和苏州的前缀，后者则拼合了安庆和徽州的名字。93年后，安庆迎来了又一次历史转折，一跃升级为安徽省会，一时车马喧腾，人流会聚，大量潜在的物质需求促成了商业的井喷之势，在皖河与长江交汇处的西门外，在城南的沿江码头，以及城中的三牌楼和四牌楼区域，徽商云集，形成了繁华的商业中心，操着各地方言的移民在城中辗转流动，塑造出这座城市新的活力，日常生活终于从这座森严的城市底层喷薄而出，开始自行改造城市的风貌。可是，这些断断续续萌动的城市功能，仍然被军事化的定位一再掩盖，"天下无事则已，有事辄先受兵"，安庆人的忧患感始终未能稍减。元朝至正十六年（1356年），守帅余阙将安庆城墙高到九米，并在环城的西、北两面挖掘护城壕沟，引江水灌入。明朝洪武年间，壕沟继续加深至三米。到康熙年间再次编修《安庆府志》时，修志人已经开始用一些骇人的字句来描述这座年轻的城市，"滨江重地也。上控洞庭、彭蠡，下扼石城、京口。分疆则锁钥南北，坐镇则呼吸东西，中流天堑，万里长城"。

15个世纪以前，郭璞只留下一句浮光掠影的预言。千年以降，将领、官吏、史官们陆续来到他的预言面前，试图解开这座城市的隐秘。黄干、马光祖、石达开……他们面对着同样的困惑：如何在废墟上重建这座举足轻重的城市，如何让它更加固若金汤，如何在冰冷的防御工事上进展日常的生活，以及，如何完成城市的转型与改造。这些永恒的命题被一代代传递下去。

又一轮倾城的悲剧结束之后，曾国藩端坐在依然弥漫着硝烟的府衙大堂上，面向所有远逝的背影，开始继续解答他的敌人石达开留下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