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唐玄宗时，大唐帝国迎来第二个春天。“开元盛世”是中国古代最鼎盛的一个时期，盛世之盛，主要在于经济及文化，若论武功，仍然不及太宗时代。唐太宗的战略是大纵深的围歼，不打则罢，一打势必要一战定胜负，贵在速决，而不打持久战。唐玄宗时的战略格局没那么大，多是陷入旷日持久的苦战，或是一城一池的争夺，或是边界线上的拉锯战，难以看到初唐行云流水、势如破竹的战争场景。玄宗时代的战争十分频繁，而且范围很广，与突厥、吐蕃、契丹、突骑施、大食、南诏均有军事冲突，几乎与周边有实力的政权都交锋过，其中战果比较大的是平突厥之役与中亚争夺战。与唐太宗平突厥有所不同，唐玄宗平突厥更多倚靠回纥等游牧部落的力量，实际上是以夷制夷的手段。中亚争夺战则是盛唐军事史最精彩的篇章，唐、大食、突厥、吐蕃四大势力角逐于中亚，尽显纵横捭阖的智谋，高潮迭起、险象环生，精彩纷呈。然而唐玄宗善始却不能善终，“安史之乱”的爆发，终于结束了大唐帝国一百多年的强盛史，盛唐成了记忆中的光辉时代。

历史是一面魔镜，包纳过往的所有人与事。但倘若认为过往等同于消逝，那未免不贴切。事实上，历史是充满生命力的存在，它默然不语，却悄无声息地传递着无形的力量。这就好比个人，他当下的性格、能力，无不与过往的经历相关联，时间的流逝并没有带走一切，而是留下精神的印记。一个人曾经取得越多的成就，自信心就越加强大，这是显而易见的心理现象。一个国家同样受到这种心理规律的支配，我们搜寻历史，便是在寻求一种力量。

现代成功学认为，一个人成就的大小，取决于他心灵力量的强弱。哈尼尔曾这样说过：“在我们‘做’什么之前，我们必定已经‘是’什么了。我们只能‘做’到我们所‘是’的程度。”如果我们把这种理论引申到国家，那么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大国之所以能成为大国，在于有一颗雄心。有了雄心，一切困难就不成其为困难，就如古人所说：“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

大国并不总是强国，就像晚清时的中国，土地辽阔，人口众多，可是不过就是被列强宰割的大肥肉罢了。当然，晚清时的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欧美。可是我们也发现，在历史上，并非先进文明总能战胜落后文明。古罗马毁于蛮族之手，南宋灭于蒙古之手，这都是例子，可见器物进步、经济领先、文明发达并不一定能保证国家安全，失去了雄心，就失去了斗志。就像南宋，经济其实不错，学术也很发达，科技水平也高，当时发明的武器也很多，可是朝廷只是苟且偷安，“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没有雄心，最后只有灭亡。

大国雄心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国家统治者得有雄心。要是政策的制定者只是鼠目寸光，那肯定没戏；其二，国民要有发扬蹈厉的精神。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汉代的伟人们在唐代是备受推崇的，唐代的诗歌、散文包括墓志铭里，都充满歌颂汉代伟人的词句，像卫青、霍去病、张骞、班超、马援等人，那是唐人的榜样。可是唐代的伟人们在后世却没有得到前辈们的地位，王玄策在天竺的惊人勋绩，在后世默默无闻；大英雄苏定方在小说里成了反面人物；第一次打败日本人的刘仁轨，知名度也不高，后世也没什么人写诗歌来颂扬他。这主要原因在于汉以后还有唐，唐以后就没有相媲美的朝代了。当然，我认为一个新的中兴时代就要到来，所以我先做点歌颂唐代伟人的活。

《赫日当中——大唐帝国的扩张》是《虽远必诛——大汉王朝的扩张》的姐妹篇，以扩张史为视角来写两个强盛王朝的历史，这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借此来表现中国历史文化中刚健雄强的一面。有人会说，现在世界潮流是和平对话，不能再说扩张了。我不太认同这种说法，我认为扩张的形式会有别于古代，不再以领土的扩张为主，取而代之的是势力的扩张、影响力的扩张。有人要用第一岛链来封锁中国，我们需不需要去突破？需不需要把海上力量扩张到蓝海深处？有人要在印度洋上充当海盗，杀人越货，我们要不要派海军去那里巡逻？有人要抢钓鱼岛，我们要不要有一种“犯中华者，虽远必诛”的无畏气概呢？要不要有凛然不可犯的大国雄心呢？

本书从写作到定稿，历时四载，三易其稿，殊为不易，终得顺利完成并付梓。在这里要感谢我家人的支持与理解，因为写书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务正业。我还要感谢责任编辑刘春雨女士，她极其严谨认真，并指正书中若干错误。同时，我也感谢许多素未谋面的网友，他们坚定不移地支持与热情的鼓励，给了我莫大地帮助。

醉罢君山　　　

记于2012年9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