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投资者（即后面还会讲到的投资组合管理人）在某些情况下也能针对高管获得超额薪酬的现象做出限制性要求，但是他们所用的方法以及执行过程的组织等方面都还需要进一步改善。

另外一个导致首席执行官获得超高收入的原因就是公众没有认识到伯切克和弗里德所描述的问题的严重性，至少美国的民众并没有认识到公司高管获得超高收入所伴生的各种问题，因此民众对这种现象也就表现出默许的态度。

董事会与高管之间不避嫌的谈判在20世纪下半叶尤为突出，而民众无法认识到这种现象的危害也是当时社会的特征之一，因为当时人们对自由市场经济能够完美运作这一理念充满自信。20世纪下半叶，随处可见“充满人格魅力的首席执行官”，公众对他们的评价过高，而他们所得的薪酬促使他们通过追求过度的风险证明自己的价值。实际上，高管薪酬也产生了泡沫，和房地产价格及股票价格泡沫的出现是同样的道理。

社会主义同样存在激励问题

首席执行官薪酬问题的根源性本质只用一个例子就能证明，那就是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存在。

南斯拉夫经济学家米洛凡·吉拉斯在1957年出版的《新阶级》（The New Class）一书中证实了社会主义社会和西方社会中公司管理者的行为的共同点。由于他对社会主义体制的批评，吉拉斯没能继承铁托成为南斯拉夫的领导者。他的著述公正地揭示了各种问题，包括政府派出的公司管理者的薪酬体系存在的问题，而且指出这种薪酬体系与西方公司采取的奖金制度高度类似。政府官员如果能使公司有效运作，就会收到一套房产或者其他形式的奖励。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司管理者会形成小团体，为了自身利益榨取公司的价值，这与资本主义体制下的一些资本家的行为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