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特点是诚实写作。自觉在这方面做到了问心无愧。虽然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了将近二十年，但我从来没有违心地接受任何一部编剧任务——哪怕此举会给我带来巨大的利益。我们并没有什么硬性任务，如果编剧，就会挣大量的银子，如果不写就挣一点底薪。我们的底薪低到不好意思说。

其实如果从另一个角度讲，我很早就“触电”了。1986年，与广西电影制片厂张军钊导演合作把《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搬上银幕，这是我第一次触电。虽然此片得到了第十六届莫斯科电影节的奖，但我依然失望——这么多年过去，我依旧处理不好文学与影视的关系，尽管我有着双重身份。说到底，我依然看重自己的作品——如同亲生孩子一样，很不习惯被别人改头换面。

但我并不拒绝影视创作，前提必须是我的原创，或者至少是感兴趣的题材。为了金钱名利写作不是我的菜。我很喜欢一位先哲说的话：人一定要学会爱自己。爱自己，首先就是要让自己在任何情况下不要受到羞辱——有时候，名利会成为羞辱自己的利剑，如果没有勇气拒绝，就会被无情地钉在耻辱柱上，谁也别想侥幸逃脱。

按照年龄段，我应当属于知青一代，但我并不想搭知青文学的车，岂止是不想搭车，我从小就是一个想自由飞翔的人。我做知青时干的是最苦的活，每天都在为生存而挣扎，零下四十多度的天气，我们依然要做颗粒肥。那样的冰天雪地居然没有煤烧，为了活下去，我们只好到雪地里扒豆秸，一垛豆秸只够烧一炉，夜晚，全排三十八个女孩围着那一炉火，唯一的精神享受就是听我讲故事。我所有的故事都讲完之后，因为不忍她们失望，只好强迫自己编故事——大约最早的叙事能力就是那样训练出来的——一个十六岁的小女孩，曾经多次病倒住院，几乎死掉，但是在我的书中，除了一个大散文之外，从来就不曾涉及那段历史。我想等再老一点，写出那一代真实的故事，不要任何虚妄与美化。

历史总会开一些残酷的玩笑：当年处于主流的人，现在依旧处于主流，当时被边缘化的人现在仍然处于边缘。这是骨子里的血液决定的——我也很想要一个畅通无阻的通行证，但是它不是我想要就可以得到的，我的血液决定了我拿不到那个通行证。最近我看到余华和马原对话时提到干净的问题，他们说起码我们在文学上还是干净的。我觉得干净这个词用得很好。我想，虽然拿不到通行证，但起码是干净的。坦白地说，我内心也不是没有挣扎过，但是我的血液决定我只能是这样。慎独，干净，爱惜羽毛，为坚守而放弃。

第三个特点是坚持深度写作。我的每一部小说都有着故事背后的象征或隐喻。如果一个小说只有故事，那么作家与记录员也差不多了。我希望表层的故事抓住更多的读者，更希望我的知音能看到我内在的表达。我的书基本上是长销书，很少畅销。《羽蛇》在国内已经出第十二版了，但每一版印的都不多。《德龄公主》相对来说比较畅销，但是跟真正的畅销书根本没法比。这部小说的表层是个很好读的故事，但我的深层意愿却是要表现一个少女眼中行将没落的帝国。在后宫的锦绣繁华背后，君主制、君主立宪制与共和制的争论贯穿始终。无数志士仁人在寻找救国之路——那实际上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关节点。《海火》——很少有人相信那是在上世纪1987年写的，而《敦煌遗梦》终于改编成为电影，制片方还在为挑选导演而费尽心机。

前不久孙郁教授在人民大学文学院为我召开了一个研讨会，是一个无评论家无媒体参加的“裸会”，全部参加者都是年轻的八零后学人，他们对我小说的认知与评价令我颇感欣慰。

总之，写作给我带来快乐，更多地为我带来痛苦，如果有来生，我绝对会换一种活法了！甚至，我希望不再转世为人，而是成为别的物种，譬如成为一棵苏铁，如果不愿意看到现实的丑恶，就可以长时间地“休眠”。

三十年。这八卷本大致概括了我三十年的小说，但如果加上散文随笔和剧本，至少要出十五卷本的文集。非常希望读者被这些小说迷惑、诱拐甚至绑架，你们将会进入一个美丽的世界，希望你们在我的小说世界里得到享受。

世界如此之大，没有任何爱情与风景可以让我们长久地驻足，我曾经那么渴望飞翔，但是我的翅膀已经受伤了，伤得很重。我会寂寞地疗伤，收拾好心情，再度上路，遍览人间奇景，把黑暗留给黑暗，把光明留给自己。

是为自序。

2012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