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时处顺：在逆境中的自我保存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置身于社会中的我们，不仅会因为各种礼法规范的约束、工作生存的要求而“身不由己”；当社会环境或个人际遇发生不利的改变时，我们更像风浪中的浮萍东飘西荡，难以把持自己的方向。如何面对和回应这些变化，成了“完善自我”的一个重要挑战和课题。

很多变化都不是操之在我的，它们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譬如生老病死、祸福机运等；一是大环境的变化，譬如国家兴亡、天灾地变等。对于这两种变化要如何回应？庄子提出的对策是“安时处顺”：

圣人活着时顺应自然而行，死亡时随万物变化而去；平静时跟阴气一样宁寂，行动时跟阳气一道波动。不做幸福的先导，不为祸患的起始，有所感而后有所应，有所逼迫而后有所行动，不得已而后兴起。抛弃智巧伪诈，遵循自然的常规。因而没有自然的灾害，没有外物的牵累，没有旁人的非议，没有鬼神的责难。①

言下之意就是被动回应、消极适应，把各种变化都视为自然的，不要惹是生非，更不要积极、主动地采取与之对抗的行动，或企图去改变它、消灭它。这样的观点大家其实非常熟悉，也就是“逆来顺受”；它还被西方人视为是中国人的民族性之一。但安时处顺也好，逆来顺受也罢，并不表示就默默忍受挨打：

懂得困厄潦倒乃是命中注定，知道顺利通达乃是时运造成，面临大难而不畏惧，这就是圣人的勇敢。②

当大难或逆境降临时，庄子并不鼓吹匹夫之勇式的反抗（“螳臂挡车”这句成语就是出自《人间世》篇），能毫无畏惧、毫无怨言地微笑接纳，其实也是一种勇敢。譬如小说家沈从文，早年在受到批斗而被迫封笔时，曾经两次自杀未遂被送进疗养院，但后来想开了，“文革”期间被抓去清洗单位里的女厕所，他逆来顺受，还把便器擦拭得光可鉴人，不是想讨好谁，而是“专心做好当下之事”，让自己看了都满意。后来，他又被下放到湖北咸宁劳改养猪，当时一位友人写信给他说想自杀，沈从文劝他不要自杀，说：“我在这边养猪，把好多衰弱的猪都养的健健康康”；乡下多雨泥泞，他在写给侄子的信里却说：“这儿荷花真好，你若来??”不管环境怎么改变、如何恶劣，他都可以找到安然自处、怡然自得之道。人家不准他写小说，他就去搞考据，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唐宋铜镜》、《龙凤艺术》等也都是掷地有声之作。在“文革”后，他获得平反，到美国探亲讲学，过去的文学成就重新获得肯定，若非提早过世，他很可能就获得一九八八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像沈从文这样的安时处顺、自我保存，不仅很好，而且还是一种有智慧的适应方式。西方有一段祈祷文说：“主啊！请赐我以勇气，去改变那可以改变的事；请赐我以安宁，去接纳那不可改变的；请赐我以智慧，去区分这两者。”当剧变来临时，我们不只需要勇气，还需要安宁与智慧，去找出最合适的安身立命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