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韦尔踱到蒸馏咖啡壶旁续了些咖啡在杯里，然后慢悠悠地踱回到窗边：“我和他认识有二十年了。那时候我在哈佛大学主修神经科学，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学电子工程。我是德国裔美国人，他是美国人，我们不在同一所学校，但是却做了四年的室友，按你们中国的说法就是缘分吧。我们那时候就住在查尔斯河边上的一个俄罗斯老太太的家里。美国、苏联、德国，三个坏家伙就在同一屋檐下住了三年，哈哈哈！”施韦尔爽朗地笑了。

“那栋房子现在想想还真是很怀念，一百多年的老房子，红色的外墙，绿色的窗檐，太漂亮了！那个老太太孤身一人，每天都要在饭后弹上一段钢琴。她的家里几乎什么都没有，但是她的那架斯坦威的钢琴却花了她大半的积蓄。这个孤老太太只活在她的音乐中，每天饭后的那一个小时的音乐中。她甚至很少和我们讲话，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她以前是做什么的。我们也不管那么多，有地方给我们住就行了。我们那时候没钱，又贪玩。每月五十块钱的房租有时候都交不起，房东倒也不强要，就是每天弹她的琴。除了音乐，她什么都不在乎。” 施韦尔停了下来，仿佛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之中。半晌，他摸了摸头，顽皮地笑笑：“怎么扯这么远？”

江夏也笑笑：“真好，我喜欢听。”

“那个时候，我和詹奎斯在宿舍里讨论一些学术的东西。他总是不停地问我神经科学的事，我也发现自己对他的专业很感兴趣。后来我们俩组建了哈佛—麻省理工神经电子俱乐部，到今天也有三十多年了。”

“这个俱乐部现在还在？”江夏饶有兴致地问。

“在！当然在！”施韦尔睁大了眼睛，很自豪，“现在已经有六千多名会员了！还办了自己的学术专刊，我现在还是名誉主席呢！”

江夏觉得施韦尔有时候就像个可爱的大孩子。

“詹奎斯失踪之后，我们分布在全世界的会员都积极地加入了寻找他的行列。不过我们还没有会员在中国，你的梦倒是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线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