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需要“爱城主义”精神１

贝淡宁

去年，中国的城市人口有史以来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中国也达到了世界城市人口比例的平均值---51%，但中国比其他地方发展得更快，很快将会超过世界平均值。到了2025年，中国有望拥有15个平均人口超过两千五百万的超级大城市。

人们有理由欢迎这样的发展趋势。都市理论家向我们保证城市生活的种种好处，如与乡村生活相比，人均碳排放量较低。哈佛大学城市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的一部很有影响力的书《城市的胜利：我们最伟大的发明是如何使我们更富足、更聪明、更绿色、更健康、更快乐的》说明了一切。

文化、社区、消费者

但是城市生活也确实让人付出心理上的代价。小城镇和村庄往往为居民提供建立在历史连续性和文化独特性基础上的共同体纽带。与此相反，大城市则抹杀差异性，伴随着看似不可阻挡的资本主义力量，都市化的潮流具有了把众多本地文化改造成为单一消费主义文化的强大影响力。

中国城市陷入千篇一律的单调乏味中，似乎抹去了让人类社会生活如此宝贵和有趣的多样性。中国城市先经历了三十年苏联式现代化，随后又经过了三十年美国式现代化。从建筑学的角度看，这或许是两种最糟糕的模式。

但是，中国城市的相似外表掩盖了人性中根深蒂固的对独特性和共同体的追求。我在两个特大城市北京和上海教书，经常有人问我更喜欢哪个城市。甚至在我回答问题之前，北京的朋友就告诉我，他或她是多么喜爱北京，讨厌上海，而在上海，则正好相反。显然，两个城市表达了不同的社会和政治价值观，它们体现在街道布局、不同经济活动方式、对外来者的开放程度、甚至出租车司机的侃大山上。如果可以把城市拟人化，北京可能是个有公益精神的学者或战士，而上海则是个热衷时尚、美食、娱乐的优雅美女。

中国的其他城市也不是像外表那样的千篇一律。小城市在特定产品上下功夫，而更大的城市则利用起教育潜力和文化吸引力。像成都和重庆等特大城市竞相承诺于实现社会正义；成都的成功是靠全面的长期努力推动的，离不开基层的协商、参与和清晰的财产权设计。相反，重庆则一直依靠国家权力和转移百万人来实现类似目标。不管这些政治工程的源头是什么，“城市公民”常常为所在城市的成就而自豪。

我们热爱自己的城市并不应该令人吃惊。“我爱纽约”或许是现代历史上最成功的口号了。中国的首都常常能看到体恤衫上用英文写的“我爱北京”。人们很容易变得玩世不恭，会说所有这一切都是钱闹的，但这个口号确实触动了真感情。人们真的爱自己的城市，这不仅发生在中国。纽约的城市精神是以个人主义闻名，但是它的共同体意识和都市自豪感在危机时刻就充分体现了出来。都市自豪感的部分内容或许可以用“爱城主义”（civicism）这个词来表示，它产生于纽约与美国其他地方不同的意识；纽约人常常说他们更爱这个城市而不是这个国家。在此意义上，上海与纽约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