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精神

在西方传统中，政治思想首先作为对不同城市及其所表达的价值观的对比而出现。古希腊象征着民主和对普通人判断的信任（除了奴隶和妇女之外），而斯巴达则意味着更明显的寡头模式——由受到良好训练的公民士兵（和相对强大的妇女）去追求国家的荣誉。政治思想家选择不同的立场，从这些竞争性模式中吸取灵感以便提出自己的政治管理理论。柏拉图或许更容易亲近斯巴达，而亚里士多德对“民主”持更加平和的观点，因为他看到了雅典模式的一些美德。圣城耶路撒冷则质疑这种对世俗政治成功的追求——它表达出人生的最终目的是崇拜上帝。世界三大一神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要把耶路撒冷作为宗教价值观的象征。1

在希腊城邦处于全盛期的同时，遥远的古中国分裂成几个不同的国家，它们为了争夺政治上的最高权力而相互厮杀。七个主要大国的首都都是建有围墙的城市，这些城市让更早期的中国城市相形见绌：每个城市的人口都在十万以上。城市被官僚集团组织起来，服务于人口登记、税收、征募等。但并非所有城市都具备军事或政治气质，如作为周朝东西都城（即双子城）之一的洛阳就是作为商业大都市繁荣起来的。政治思想家和战略家携带着能让国家富强和安全的不同主张从一个城市周游到另一个城市——中国社会和政治思想的主要学派就是从战国时期城市的观点碰撞中产生的。理论家们确实都赞同一个没有领土边界的大同世界（与主张小国优势的早期希腊思想家们不同），但他们在如何实现这个理想以及最终的国家是什么样子等问题上分歧很大。孔子和孟子等思想家试图说服君主实行德治，而像法家等冷酷无情的现实主义者则鼓吹通过严厉的惩罚来统治。法家在秦王身上取得了即时的成功，在秦王的统治下国家获得了统一，而秦王也赢得了始皇帝的称号，但随后的汉朝逐渐倾向了儒家的原则。把随后两千年的中国政治历史描述为儒家和法家的不断斗争，当然是稍微有点夸张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