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点着头:
“是大旱,是大旱,不大旱还出不了蚂蚱。”
我问:
“是不是死了很多人?”
她想了想:
“有个几十口吧。”
这就对了。一个村几十口,全省算起来,也就三百万了。我问:
“没死的呢?”
姥娘:
“还不是逃荒。你二姥娘一股人,三姥娘一股人,都去山西逃荒了。”
现在我二姥娘、三姥娘早已经不在了。二姥娘死时我依稀记得,一个黑漆棺材;三姥娘死时我已二十多岁,记得是一颗苍白的头,眼瞎了,像狗一样蜷缩在灶房的草铺上。他的儿子我该叫花爪舅舅的,在村里当过二十四年支书,从一九四八年当到一九七二年,竟没有置下一座像样的房子,被村里人嘲笑不已。放下二姥娘、三姥娘,我问:
“姥娘,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