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实力的三种方式

20世纪50年代末，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在其关于实力的重要著作中，将实力界定为使得其他人做其不愿意做的事情的能力。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定义非常好。如果我能让你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那么我就对你拥有实力。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彼得·巴克莱奇（Peter Bachrach）和莫尔顿·拜拉茨（Morton Baratz）在20世纪60年代初则认为达尔忽视了某些东西，“假使我能通过设定议程而使你的问题从未出现，那么我就没有必要让你去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这是实力的另一种形式”，他们称之为实力的第二个方面。70年代末，社会学家斯蒂芬·卢克斯（Steven Lukes）提出了一个新的想法，并不是通过施加武力或者设定议程，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而是假如我能通过设定你的偏好而影响你，就能使你想我之所想。卢克斯所说的偏好设定，就是实力的第三个方面。实力的这三个方面，并没有对错之分。

关于软实力

软实力是指不需要通过胁迫和利诱的方式而达到自己想要结果的一种能力。从本质上讲，软实力是一种通过议程设置所带来的吸引力和说服力。20年前，我在《注定领导》一书中提出了这一概念。在那时，很多人认为美国正处于衰落之中。我的朋友兼同事--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出版了《大国的兴衰》一书，指出美国正走向类似于菲利普二世时期的西班牙或爱德华时期的英格兰一样的道路。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因此我写《注定领导》一书的目的就是说明为什么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就美国的军事和经济硬实力这一事实来看，我也认同这一点。不过他忽视了某些东西：美国拥有通过吸引、说服以及议程设置而达到想要结果的能力，这让我发展成为软实力这一概念，它是我们外交政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当我们仅仅谈论以武器为根本特征的旧形式，我们就忽视了它在外交政策中的关键作用。

从某些方面看，软实力很难去衡量，但也应该注意到硬实力也有虚幻的时候。如果我有10000辆主战坦克，而你拥有1000辆，我们都会倾向地认为我比你强十倍。如果我们在沙漠地带开战，或许这是对的，但如果我们在沼泽地开战，我并不能获得我想要的结果，就像美国在越南战争的结果一样。因此，我们也不能假定硬实力或者军事实力就那么容易测量。实力总是依赖于一定的环境。软实力往往来自于一个国家的文化（如果其文化对其他国家具有吸引力）、价值观（当它们能真正实践这些价值时）以及外交政策（当其政策被别人视为合法）。这里存在着一个误解。它并不是在我们脚下或在某个城市被发现的，有时将实力仅仅视为是一种实体是错误的。不仅如此，软实力往往还包含一些无形的方面。如果你拥有能使你达到目的的军事实力，那么赢得胜利后不仅能产生硬实力，同时也能带来软实力。例如，在2004年印度尼西亚海啸事件中，美国海军迅速投入到救援之中，这对美国的世界声望产生了巨大影响。2000年，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印度尼西亚有3/4的公民对美国持正面看法；当美国2003年5月入侵伊拉克后，这一数字下降到15%；当我们为印尼海啸救灾出兵后，支持率又回升到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