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关于中国首次崛起的记录都说明中国没有滥用实力。我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的文化。儒家思想教育中国领导人用劝说与模范的方式（即王道）赢得民心，而不是依靠强迫或武力威胁（即霸道）。了解中国慎用权力的传统，我们便可更好地推测出中国在第二次崛起时可能的行为。

中国从世纪衰落中获得的教训

西方列强在19世纪、20世纪初对中国肆无忌惮的侵略，给中国留下了难以弥合的伤口和深深的屈辱。今天，许多中国人对这段历史仍然耿耿于怀，圆明园依然遗留着西方势力的野蛮摧毁而造成的伤疤。

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入侵的历史使得中国呼吁正义，或者说对弱者感同身受的同情。《联合国宪章》唯一提到“正义”一词是在第一章第二节第三条，该词语是1944年在中国政府的坚持下才加入原稿的。在此条款的约束下，联合国各成员国都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避免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及正义”。中国参与了《联合国宪章》的起草。经由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出台的宪章初稿（即敦巴顿橡树园方案）并没有包含“正义”一词。在参与制定1944年敦巴顿橡树园方案的四国中，惟有中国经历过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沉重打击。当草稿送返给中国批准时，中国政府对其历史经历进行反思后提出，任何一项解决国际纠纷的方案，如果不考虑正义的因素，都易使得大国将其意志强加于弱国。因此，中国政府指派其特使驻美大使顾维钧坚持要求将“正义”一词写入宪章。

预测未来？

我们不能预言未来，但至少能够设想中国今后的行为模式。我们注意到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两个特点：第一，中国没有对他国滥用权力的传统，甚至在它首次崛起后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时间里，也没有侵略过他国；第二，中国在百年耻辱的影响下，表达出极为强烈地对国际正义的关注。

梳理近年来第二次崛起的国际行为，我们看到，与许多知名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专家的预测相反，崛起的中国至今并没有制衡美国作为单一超级大国的行动。朝鲜的事例表明了这一点。在相似的情况下，斯大林很可能会操纵政治立场飘忽不定的朝鲜作为筹码，用来对付美国。相反，中国主持召开了六方会谈。我预计，低调和默许的指导精神将继续引导中国逐步建立起新的国际秩序，一个在中国治下的太平时代。研究表明，中国近年来强化了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程度。在五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2009年中国向维和行动贡献的军力规模仅次于法国。在西撒哈拉，中国的赵京民少将被任命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军事指挥官，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在西撒哈拉并没有资源利益，因此国家形象而不是物质利益决定了中国的这次介入。我想指出，中国参与维和任务的深层原因并非国际形象，而是它为维护世界上其他弱势国家的福利而作出的承诺。如前所述，这承诺是由中国对弱国感同身受的情感所导致，这种承诺将会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