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对联合国有关维和任务的讨论显示出了更多的兴趣，这其中包括人权问题、有关执行国际社会保护权的讨论。随着中国更多的参与，全球治理逐渐表现出一种审慎、平衡的方式。中国在原则上支持对出现人道主义危机的国家进行干预，保护当地居民的安全和权利，同时也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加强这些国家政府的执政能力，以帮助它们更好地保护各自国民的人权。中国处理问题的独特方式要求更多地依赖于私下劝导而非直接谴责。另一方面，中国同样以谨慎与均衡的方式表达对环境问题的忧虑。对中国来说，保护环境是所有国家应当共同承担的责任，但一个国家追求内部发展的主权必须得到承认。

在中华盛世下，中国将会坚持两套理念的均衡：对国家主权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忧虑显示同等的尊重；在多元化的背景下鼓励和谐，同时强调对整体目标与利益的团结（如和平安全、消减贫困、普及教育、对抗艾滋病、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禁运、反恐、打击毒品走私、妇女贩卖等）。迄今为止，中国在世界各国控制非洲艾滋病的努力中一直扮演着主动角色，证明了它对自由国际秩序的贡献远远多于一个旁观者。对艾滋病病人的同情让中国与其他大国一起主动地参与到全球的公共健康治理中。自中华盛世开启之始，这种谨慎的姿态将会成为中国参与国际治理的主导方式。

美籍华人庆祝建国62周年（美国费城唐人街2011年9月29日）而且，中国可能重新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中华盛世下世界和平的指导原则。这一原则最早是1954年由周恩来总理与印度总理尼赫鲁提出的。G20可能会取代G7成为治理国际金融与贸易的“董事局”，但布雷顿森林体系或WTO不会因此失去功能。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遵循前任所立规矩的传统（如成语“萧规曹随”所云），不会大规模地取代这些二战后以自由主义民主和平理论为基础的国际机制。该理论包含两个论点：自由贸易显著减少了政府为寻求国家利益使用强权来实现的目标；自由贸易使参与者更加脆弱，因为更强的相互依赖性令他们不愿承担使用强权的风险。布雷顿森林体系和WTO是自由贸易、非贸易保护主义精神的集大成之作。在实际操作上，如果能够在国际市场中自由地获取并交换资源，各国便没有理由发动战争，用极高代价获得同样的东西。自1978年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深深地卷入二战后的自由贸易体系中，与美国、欧盟、日本、其他国家形成“脆弱性依赖”。如果中国意图破坏现存体系，这几乎意味着自杀。因此，尽管现实中该体系在中华太平盛世下会受到冲击，中国不可能摧毁一个已经投入大量赌注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