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言之，一方面是国家计划或指令经济，另一方面是市场经济，如何在这两方面中找到平衡依然是中国的主要问题。中国政府将继续保持其重要的作用，国有企业将继续控制国家的重要经济部门。但这些企业必须更加遵守市场规则，并坚持更高程度的营利导向，从而克服过去发展迟缓的状态。没有人会质疑市场机制推动经济增长的非凡力量，但政府对一些领域适度的监督和规范（甚至是重新集权化），对矫正由纯粹的竞争带来的不公平是必要的。我们十分清楚，解决这个问题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需要不断的关注和调整，以避免至少防范失误造成的巨大破坏性后果。

政治体制的发展演进对中国未来同样至关重要。中国人经济上变得更加富有，获得的自由更多，文化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可以通过出国旅行、访问等接触到西方民主政治的观点和实践，互联网也向中国人提供了大量的知识和方法去发展更加开放的政治体制。同时，快速改革产生的社会动荡只能通过更加民主的政治体制才能平息。另一方面，更加重视集体利益的历史传统预示着，向更加开放的政治体制的转变将是迅速的。

事实上，中国出现越来越多发展民主制度的先决条件。社会和政府更加开放，个人自由显著增加，随之而来的不安、焦虑也大幅增加了。由于政府的默认，甚至是有选择性地鼓励，人们对公共政策的讨论广泛地出现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大学、智库、报纸、广播媒体和博客中。这些讨论是复杂的，并常常是惊人的直言不讳。政府广泛地与专家和受到影响的选民协商政策措施。

当中国面临挑战时，这些挑战向当前的中国政治结构施加了许多压力。我倾向于认为，中国领导人坚持目前的“弹性权威主义”仍然是相当正确的。理论上讲，我的观点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有长期成功运用这种方法的传统。从实践上讲，上海市自称为“慎重的权威主义”政府，这种制度满足了所有人的期望，避免了破坏性的抗议、怨恨和抵抗。了解上海市政府内部的事或者是了解上海居民对这种制度“真实”的反应是可能的吗？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当然不可能。但是一个人在三年里可以去观察并试着去理解这些问题。

上海官员优良的品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我打过交道的上海市市长韩正、七个副市长、一些区长和其他不同部门的领导都年轻有为，受过良好教育，容易相处，勤奋而有创新精神。简言之，他们为人民提供了相当负责的公共服务。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政策形成的过程中起到了建设性的作用，城市居民可以通过网络对他们的提议和思考发表评论。各级政协囊括了许多退休官员，密切关注城市问题，有时是向特别重要的城市领导人提出建议。房地产、教育、卫生、环境等问题（这些问题并不是所有的城市中心都存在的）正在受到政府的充分关注。为了满足老百姓的要求，政府已经做出实际行动，或者已经承诺改进。基于我的经验，相信中国在一段时间里会继续采用现在的执政理念。我在上海的经历证明了如下观点的错误：中国政治体制会在裂缝处断开，中国在不久的将来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剧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