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这种私人交往的重要性和效果不能被夸大。我尤其记得那些学生和游客的庞大的数目，这些学生在我们许多不同的教育机构学习，这些游客通过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其他类似组织，以及美国企业在这里和中国组织的多种多样的教育培训项目，到美国进行交流。通过这些直接经验形成的对美国社会的理解是特别有意义的。把中国人作为传播美国影响的渠道是十分有效的，他们由此形成了对美国社会--同时包括社会问题与成就--的清晰理解。总体而言，他们是怀着对美国体制好的印象而不是坏的印象离开的。当我们思考美国如何能影响中国时，需要广泛地思考；官方和非官方的关系是相互依赖的，并且都是很有价值的。

总体而言，美国施加影响的总体环境是良好的。从个人价值观的角度看，我们显然没有任何真正的能力去推广儒家思想的价值观，也不持这样的立场。当然，我们可以欣赏它们。在涉及宗教发展时，我们遇到了一个大问题。中国的基督教传播浪潮始于19世纪中期，西方国家的军队使得这种传播成为可能，这件事情人尽皆知。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中国政府仍然对中国基督教徒的国外联系尤其敏感的原因。拒绝承认教皇在中国天主教教会中权力，可以明显地说明这种政策。任何显示出国外势力对中国基督教徒控制的迹象仍然令人深恶痛绝。我们通过官方和私人的渠道，大力宣传宗教信仰自由是一项基本权利，但我们不再提倡严厉地批评宗教信仰和实践。确实，宗教活动的高涨意味着，人们需要更多的宗教信仰自由。在我看来，通过强调宗教信仰自由的好处，而不是过度强调信仰自由是一种权利，我们的倡议更容易获得成效。

对于这种十分重要的个人价值观寻求（至少从儒家思想与宗教信仰看），我们能够施加影响的能力相当有限。坦白地讲，除了强调追求个人价值观自由的重要性外，我不相信我们可以在中国提出任何具体的个人价值观。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在做出任何努力和尝试之前，了解我们所处的环境，并根据这种环境调整我们的方法，是我们可能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我们未来影响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前景怎样？在经济领域，毋庸置疑，我们的资本主义体制（因为我们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者）对中国最近采用的措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近几十年来，官方和个人在经济问题上的联系已经变得十分广泛。作为一种富有成效的交流方式，当前的经济战略对话正在继续，并拓宽议题的范围。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经济的成功，以及由这种成功带来的不断增加的自信心，意味着北京更不可能听从我们在经济领域的建议和要求。考虑到贸易不平衡不利于任何一方，我们需要重新评估中国的货币流通政策。人民币已经升值，但中国在这件事上是很慎重的，因为汇率剧烈的变动会对中国的整个经济和社会福利，甚至对社会稳定产生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