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互竞争的国际身份认同导致中国的外交政策同时反映几个因素，这一点在官方政策中得到了说明，即“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虽然这些短语代表了明显不同的政策取向，但它们不一定相互排斥。在对中国国际关系界进行解读的过程中，我发现中国存在着七种不同类型的观点。其范围从左端的孤立主义倾向到右端的充分参与全球治理。在两个极端之间，各种思想流派则逐渐从现实主义向自由主义过渡。

本土主义

处于谱系最左端的是“本土主义”学派（Nativist School）。这一学派不信任外面的世界，要求充分的国家自主权，不信任国际制度，认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应该太活跃。它严厉批评西方，特别是美国。该群体具有浓厚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取向。本土主义是诸多机构的一个松散联盟，而且许多有影响力的学者并没有正式的工作单位。

本土主义是国内政策论辩中“新左派”的孪生。两者都认为30多年的改革开放政策让中国减少了社会主义完整性，使得本土文化深受外国影响，而且还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自主性。这些人认为，如果中国不向世界开放，那么上述特性就不丢失。在这部分人看来，国内改革不可避免地推动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兴起，而西方试图改变中国的“和平演变”政策削弱了中国共产党的统治，这些都是非常重大的威胁。考虑到这种思潮，那么发生在乌克兰和中亚的“颜色革命”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这一学派的人建议，政策应该优先考虑反和平演变以及关闭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

有关这种思潮的早期例子是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可以说不”学派。最近的突出例子或许可以概括为“不高兴文献”之类的流行读物，比如《中国不高兴》、《谁在中国不高兴》、《中国为什么不高兴》。

关于国际事务，本土主义者认为，国际体系并不公正，且有利于富裕的帝国主义国家。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仅仅通过勤奋工作是不能消除贫困的，全球秩序需要有根本的改变，以迫使收入和资源从北方重新分配到南方。在这一点上，他们赞同“全球南方”学派的观点。本土主义者还认为，“全球化”实际上是资本的国际化过程，这类似于列宁对帝国主义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