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优先学派最初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产生影响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1999年的“和平与发展辩论”之后，中国改变对周边地区的消极态度，大大加强了对周边外交的重视。北京开始推行“睦邻、富邻、安邻”政策，在本地区进行积极的、合作的地区外交。中国的亚洲优先战略在1997年以后的10多年中取得了很大成就，显著改善了与所有周边国家的关系。然而，2009年以来，中国与本地区邻国之间的关系出现紧张。中国在南中国海和地区多边机构的建设问题上与东盟摩擦有所加重，在领土争端和政治问题上与印度关系更为紧张，2010年9月中日撞船事件，“天安舰”事件影响中韩关系恶化，都使得北京与邻国之间的关系出现紧张。最近的紧张关系严重影响到中国在本地区的形象，对10年来积极的周边外交也产生了负面影响。

亚洲优先派一个重要的亚群体主张“多边地区主义”和东亚共同体建设。他们从建构主义理论汲取知识灵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建构主义者”。他们强调规范性行为，主张使合作性行为、集体性行为制度化。外交学院的秦亚青教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蕴岭教授是这一思潮的推动者。

注重中国亚洲外交的学者并不排除与其他地区或国家发展关系，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平衡问题。他们主张相对于大国或者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而言，不要忽略亚洲国家。

全球南方学派

全球南方学派（Global South School）认为，中国的主要国际身份与责任属于发展中国家。这一观点与中国长期以来自视为发展中国家的自我认同有很大关系。这派学者主张，优先关注发展中国家中长期的伙伴国和受保护国，最起码采取把这些国家考虑在内的一项比较均衡的外交政策，维护这些国家的利益。这些学者认为，中国如下行为证明了中国的定位：大力支持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非合作论坛、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关注发展中国家在二十国集团的利益；提供“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援助计划与债务减免；要求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方面承担责任等。